另一种倾向则与人们的“自大癖”有关。为了说明制造假历史有多容易，保护真历史有多难，不妨想象一下如下情形：

一位10后的小学生，面对80后的上代人，下了一堆断言：1.我每天手机叫外卖点餐，这代表人类刚刚学会吃，你们老辈人既然从小没有外卖，恐怕从来不懂什么是吃饭；2.我每天用手机阅读，这代表人类刚刚进入知识时代，你们老辈人既然从小没用过手机，恐怕从来不懂什么是学习；3.我用手机联网，可以浏览全世界的网站，这代表人类刚刚睁眼看世界，你们老辈人既然从小没有互联网，恐怕也不懂什么是世界；4.既然我来到这个世上7、8年就知道了这么多，这证明我代表了真正的人类，你们和所有曾经活过的几百亿古人差不多是白活…

40年时间，知识“巨婴”们以互联网的速度进行迭代，今天的颠覆者一代，转眼就成了被颠覆者一代，对于历史的总结和反思，他们既听不懂，也不想懂，当然也就无力传承。可见，真正需要保卫的，不是自大癖们自己描绘的那个井底，而是只有通过敬畏心才能看到的整个天空。

深刻总结反思改开40年，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树立一个敬畏之心，还不如不谈。不用说，享乐癖和自大癖都会导致对历史的曲解误读。前者只看到历史光鲜亮丽的一面，无视另外一面；后者则误认为历史从自己才开始，虚无所有前代。在历史长河中，40年很短，但如果滑入这类情感或认知方面的陷阱，也完全有可能在此发生断裂，失去正常的传承。所以，这是人们需要警惕并加以克服的倾向。

迎接新问题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中列出的四个时间，已经把中国问题的整个历史格局展开了。40年的改开，与60多年来的中国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与170多年来的中国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与5000多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又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以上每一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了当前流行的各种理论框架，都需要做更新的、更深的探讨。

例如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可以肯定是完全没用了，不要说继续拿来解读中国的新问题，能把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短短10年西方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就算奇迹了。其他一些基于西学传统的流行理论也差不多，虽然有亲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分，但在历史虚无主义方面却大同小异。由于在中华文明5000年这个大格局中，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其实只占一个很小的位置，既不是近代以来的全部，更无关整个历史。所以，言必赞西方和言必怼西方，两种立场都不能正确地面对真正的新问题。

图5. 中华文明的历史尺度

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上。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文明的存在基础，既包括中华大地这个独特的自然地理存在，也包括5000年的连续传承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存在，而且两者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密不可分。套用“广土巨族”的概念，也就是非广土不能巨族，非巨族也不能广土，5000多年来这一历史运动逻辑演变到今天不曾中断，6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视为这一演变过程的最新一环。这一点，越是放在世界各不同文明的发展过程比较中，越能看清楚。

中国所要迎接的新问题，就这样展现了出来：一个方向是向前看，中国这个行走在高处的世界大国，从改开40年再出发，即将步入一个又一个“无人区”，没有了仿效对象甚至也没有了追赶目标的未来道路是什么？将如何走？这都是新问题。另一方向是向后看，从中华5000年自身的历史中、从世界各文明发展史的比较中识别出中国历史演变的独特道路，寻找出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成功的独特因素。这也是新问题。

而无论是向前看的新问题，还是向后看的新问题，有一点很明确：那些完全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政治经济理论，将逐渐失去位置，失去适用性。而一旦没有了“西方中心论”学术体系的依托，意味着不仅问题是中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将是中国的，这就是“以中国为方法” 时代的来临。

如此来看，纪念改开40周年将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迎接一系列新问题的到来，以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巨大挑战，真正跨入“以中国为方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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