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

文明的高下之分建立在对世界历史的构建之上，后者如何建构，决定了前者如何比较。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无论批评者们怎么说，从理论上将世界大势看成是西方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和儒家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博弈，仍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与孟德斯鸠的政体三分法和黑格尔的线性历史论一样，在本质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出于西方中心论立场，也服务于抬高西方基督教文明，打击非西方异教文明的政治目的。

要破除这一政治神话，回归世界文明的真正图景，也要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开始梳理。

一、人类社会最早的国家雏形，出现在古埃及、古苏美尔、古黎凡特、古安纳托利亚这几个位于大中东的地方。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城邦国家已经发展出了很“现代”的政治组织。通过对1968年发现的约2万件“艾布拉泥版”的破译研读，人们发现，公元前3千纪这里曾有一个控制着60余个附属国和城邦国家的强大王国，26万人口和巨大的贸易网络通过1万多的行政官僚管理，这些官僚大部分不是国王的宗亲，而是由首席大臣（维齐尔）选拔指定的。

也就是说，非氏族的、现代化的国家行政组织，在古黎凡特地区甚至早在公元前3500-2500年间就出现了，甚至比中国的国家雏形还要早上千年。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反倒越来越落后了呢？为什么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没有提前中国2000年建成大一统国家，更没有成长出广土巨族呢？为什么5000年后的今天反而更加四分五裂了呢？实际上，这个艾布拉王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东北部，都城就靠近今天的阿勒颇。

二、再看西欧地区。在公元前的数千年里，整个西欧没有出现文明之光，古埃及建成过埃及帝国，古苏美尔先后出现过阿卡德帝国、吾珥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赫梯帝国，古波斯先后崛起过米地亚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帝国，而西欧地区，如果排除掉“泛希腊化”时期这段编造痕迹明显、史实极为可疑的历史，那么，真正的帝国罗马帝国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出现，而在持续了四百多年后就结束了。

西欧地区再次出现帝国，是一千多年之后的事，首先是16世纪借助于美洲殖民地崛起的西葡帝国，然后是借助于美洲、非洲、亚洲殖民地崛起的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确切说，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西方”，一个晚于所有主要的东方文明3000年到2000年才出现的、只是借助了新大陆的财富才得以崛起的、与所有古文明都没有直接联系的、靠编造世界历史才把自己打扮成悠久文明的“暴发户文明”。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文明发展的开始阶段晚一些不是问题，但既然有过一次短暂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一次长达四百年的罗马帝国，而且两个帝国都曾包括了很大部分东方地区，文明的融合深入发生，为什么还会在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立刻跌入文明的谷底，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毫无复兴的希望呢？是不是如果没有发现新大陆获得意外之财，整个西欧就会一直沉沦到今天呢？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东西抑制了西欧正常的国家发展，断绝了成长出广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三、再看阿拉伯地区。由于干枯的地表和干旱的气候等恶劣地理条件，使得阿拉 伯半岛在公元7世纪之前始终游离在各大文明中心的边缘。绿洲中的定居者和游牧的贝都因人都是多神崇拜，相互之间以抢劫、纳贡、仇杀为主要的交往方式。在穆罕默德教出现之后，新宗教宣扬信安拉、信天使、信先知、信经典、信末日，客观上打破了氏族壁垒，诸多血缘群体之间开始形成稳定的地域关系，甚至引起了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但事实上，温麦并未完全取代氏族关系，以温麦为基础的新型伊斯兰国家与现代化国家仍然差别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以新的氏族代替了旧的氏族。

在穆罕默德生前和死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伊斯兰世界的版图迅速扩大，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先后有倭马亚、阿拔斯、阿尤布、马木留克、塞尔柱和奥斯曼等巨大的帝国崛起。按说，早已有了进行大一统国家建设的良好条件，即使没有达到中国秦汉时期的程度，至少可以复原类似于艾布拉王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然而，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轰然解体，以及持续至今的各自为政、分崩离析，证明了伊斯兰世界只是一个徒有帝国外壳的部落组织集合体，与中华帝国根本没法比。

四大哈里发时期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东西抑制了伊斯兰世界正常的文明发育，断绝了成长出广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对以上问题的追问，不得不深入到这样一个认识当中：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三者之中，前两者有一个共同性，即都是源于犹太教，或者说源于亚伯拉罕教，或者说一神教。而儒教文明与前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人合一信仰，或者说世俗主义精神。

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所有政治组织无非是两种形式，一是基于血缘宗亲的组织，二是基于地理区域的组织，前者的发展路径就是从宗族到氏族，后者的发展路径就是从城邦到国家。所谓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跨越从氏族到国家这个边界。

那么，一神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神的氏族，或者叫大神氏族，取代人间的氏族。所以，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崛起的初期，都是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为它依靠信仰的神奇力量强行打破了传统人间氏族的壁垒，为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是，大神氏族毕竟还是氏族，一神教的信众，无论是崇拜耶和华，还是崇拜耶稣基督，还是崇拜安拉，归根结底，都是追随一个氏族首领，而不是忠于整个国家。

所以，可以说，信仰一神教的国家，或者由一神教信众组建的国家，或者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严格讲都不是完整意义的国家，不具有家国一体、天人合一的和谐性和完整性。而只有像中国这样从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大一统国家，广土巨族国家，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作为氏族组织对立面的那个国家。

如此看来，如果承认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国家代替氏族，是广土巨族代替四分五裂，是非零和合作互动的正值总和积累，那么，以儒教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国家文明的发展方面明显优越于一神教文明。这也是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不肯承认的。

于是，这个将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的任务，也只能由中国学者来承担，不可能指望西方学者来完成。尽管关于西方文明正在或终将衰落的论调一直都在流行，但由于西方文明在近几百年历史上非凡的成功，大多数西方人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西方文明是一种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而且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已经断绝了其他文明的发展路径。基于这样的观念，关于主要文明之间的优劣比较，关于各宗教之间的比较，早已深深嵌入到了国际政治当中，不可能完全客观。

综合上述，将被西方颠倒的历史和颠倒的文明再重新颠倒过来，在世界历史和文明比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认识中华民族这个广土巨族的唯一性，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中国故事。讲好这个故事，是中国学者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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