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自由主义之不死、之再生、之愈加强大，学界也在尝试给出各种解释。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因素被认为与这一惊人的反常现象有关，即：巨型企业的崛起，金融霸权的确立，社会控制的深化和意识形态的稳固。

1.巨型企业的崛起

2011年，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出了一本名为《新自由主义离奇之不死》的小册子，他给出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财富向最富阶层的集中，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大批巨型企业Giant Corporation，特别是巨型金融企业的崛起。这一批富可敌国而且政治影响力超强的巨型企业，主导了整个公共生活，所以它们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市场。于是，传统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二元对抗，现在变成了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三角关系。这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不仅只是实现了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重建，而且通过巨型企业反过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正是由于这一新型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改变，寄生在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

克劳奇在书中写道：“（巨型企业）这种力量具有比前两者（政府和市场）更大的潜力，并能够改变前两者的运作过程。这种趋势始于20世纪，在21世纪初继续发展。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它，反而使它更加强化。在这种趋势中，政府、市场和企业已不再相互对抗，而是进行一系列舒适的调整。”

“我更愿意使用‘舒适的调整’来形容，部分原因是企业力量使三者捆绑在一起成为必然，部分原因是改变这种关系的唯一替代选择是一个相当悲惨的社会，其中至少有一种力量将被削弱到无法再起作用的程度。人们只需稍加反思就能意识到这种情况下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艰难。”[11]

巨型企业资产规模与中等国家GDP相当

简言之，由政府、市场和企业构成的三元社会结构已成新的现实，而巨型企业成为其中的主导也是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将不会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和政策的废置而终结。

2.金融霸权的确立

通过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榨取“贡金”，这原本是老式帝国主义的例行活动，但在新自由主义重建阶级权力的进程当中，这一做法再次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斯蒂格利茨将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金融活动视为新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新时代的鸦片战争。19世纪西方列强在亚非拉等地到处冲破壁垒，强行打开市场，却反过来阻止殖民地的农产品进入它们的本国市场，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手段推进他们的不平等贸易，这些做法，在今天就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财政手段来实现的。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凯恩斯主义影响被逐步清理一空，转变成为了传播和执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中心。其标准的行为方式就是通过调整债务偿还期限，强行要求债务国施行制度改革，包括削减福利开支、国有企业私有化、更宽松的劳动力市场法律，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调整”。

这就是金融伦理发生大颠覆的那个转折点。人类历史千百年来，从来都是债权人自行承担因投资决策错误而导致的损失，而自从新自由主义正统确立之后，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债务人迫于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压力，不得不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无论这些额外的开支将给债务国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的影响，即使要求将国有资产以极低的价格甩卖给外国公司，也只能照办。

这种与政治霸权甚至军事霸权紧紧捆绑的金融霸权，与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政治与经济分离、政府与市场分离、社会与个人分离等核心理念背道而驰，自相矛盾。但却也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真正的本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择手段的阶级权力重建政治计划。

在西方国家的国内，情况也是一样。华尔街金融企业何以能够在金融危机之后屹立不倒？最迟到2010年，那些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二级市场高风险交易行为几乎全部卷土重来，金融大亨的说客再次云集美国参议院，对奥巴马政府加强企业规制的提案形成重大阻碍。克劳奇用他“舒适的调整”理论解释道：“几家银行业的大型企业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使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利益。所以，银行业的崩溃使整个经济也陷入瘫痪。假如这是一个真正的新古典市场，存在大量的市场主体，市场的自我矫正功能就能阻止整个经济面临困境，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后果。但我们面临的是具有芝加哥学派经济特征的市场，而不是新古典市场。企业在这种市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只对股东负责。”[12]

1960年代美国人的口头语是“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到了1990年代，这个口号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就行了”。

不择手段的阶级权力重建政治计划，不会因为理论的局部破产、政策的暂时失效而终结。理论可以重建，政策可以调整，但政治目标一旦确定，将不会改变。

3.社会控制的深化

新自由主义化进程，让当今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再次突显，并且重新定义了阶级概念。“大资本家集团”、“老板阶级”、“国际垄断资本”、“资本国际”、“财阀”、“金融寡头”、“1%”、“私权力集团”…，人们努力识别和确认隐藏在这一阶级重建计划背后的阶级力量以及那些借此获益的阶级力量，但却难以按传统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因为这个新的顶层阶级并无血缘、家族、氏族、种族等稳定的权力基础。乔治·索罗斯与比尔·盖茨，印尼的三林集团与俄罗斯的七大寡头，墨西哥电信大王卡洛斯·斯里姆与媒体大亨默多克，无论从哪方面看，差异性都远大于共同性，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必然会合谋为一个政治集团。

但他们的确属于同一个阶级。大卫·哈维使用了一个很长的定义：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和执行总裁以及那些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中的闺房周围的金融、法律、技术机器的领导人。[13]

在2007年的一项量化研究中，研究者辨认出一个中心集团，其中包括了737个拥有最大控制权的所有者和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研究者认定，“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此外，研究者还发现，排名前50名的企业中，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另外，美英法三国体现出强劲的统治力，50家企业中有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新兴国家的企业基本没有。

若将这个集团进一步缩小，人们还可以辨认出一个只包括147家企业的更核心的群体，这个被称之为“超级个体”、“资本国际”的小群体控制着所有跨国企业40%的市值，且在内部交叉持股。而位于这个“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则是一个由18家金融领域的跨国企业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密集网络。[14]

18家密切关联的金融企业、147家代表“资本国际”交叉持股的跨国企业、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同心圆型的资本网络。正是这个位于全球资本主义顶端的资本网络，运用它无可匹敌的金融力量，在美英法三国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主导了新自由主义在四十年时间里的全球化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因为越来越深化的金融操作，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经济领域、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971年8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Lewis Powell向美国商会递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在这份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备忘录”中作者写道：“是时候调度美国企业的智慧、精明和资源来反对那些要摧毁它的人了”。他强调：“力量在于组织，在于仔细的长远规划和执行，在于在不确定的年份里坚持贯彻行动，在于只有借助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他呼吁，商会要对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等主要机构发起进攻，以改变人们对“企业、法律、文化和个人”的看法。[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