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国家，若非得用产业资本这一个标准进行全覆盖，对中国是彻底破坏。现在提出乡村振兴，呼吁生态文明，要求恢复多样性，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在真正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复兴。

回顾习主席的讲话，先跟大家讲乡愁，接着是美丽乡村，再从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因为只有乡土社会才具备生态所要求的多样性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从建国初新政权实现的经济“去依附”谈起，讲述中国农民救中国的伟大历史，呼吁必须切实保护农民权益，保证农民自主发展。

【文/温铁军，采访、整理/朱敏洁】

观察者网：温老师您好，熟悉您研究的人都知道《八次危机》这本著作，观察者网也曾刊发过书摘。这次单独出版建国初第一次经济危机，是出于什么原因，并且用了“去依附”作为标题？过去在出版《八次危机》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时的主轴主要是什么？

温铁军：我觉得认识是一个不断渐进地去接近真实的过程。当年写《八次危机》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的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解释框架，然后再把这个框架完善起来，因此需要花的时间比较长。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提出关于周期性危机的讨论算起，到《八次危机》成书，前后花了25年。

我最初提出周期性危机问题是1988年，当时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危机论》，主要阐释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规律。但是，当时编辑几乎把我所有关于危机的论述都删掉了，只保留了一个标题。因为那时大家对于用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来描述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不认可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周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理论只能分析资本主义，不应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以编辑很谨慎。但是这个仅仅在标题中保留了“危机”的文章也被《新华文摘》转载了。这意味着这样的观点是有敏感性的。

从1988年写《危机论》到《八次危机》这本书最终出版，花了这么长时间，也说明真正有创新性的理论框架的提出，不是在今天这种非常浮躁的、热衷炒作的条件下能够拿得出来的。当然，拿出来创新以后，其不完善也是必然的，因为理论框架被接受也会经历一个周折的过程。

我记得当时我提出周期性危机、并将其归纳为“八次危机”后，去找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史专家汇报，他们回复称“我们没这样想过，你这套思路是颠覆性的。”这也让人联想到我的另一本书《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当我在博士论文里把宏观经济和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分析，农村经济学的主要学者也不认可，说你这是颠覆。

以至于后来我落下一个“骂名”：在农经学界属于颠覆分子，对经济史也是如此。我其实是很愚钝的人，根本没有想过要这样做，要颠覆谁，我就是想客观地将过去的经验做一个梳理，然后给出一个框架来解释这些经验和现象。这个东西是对是错，我没数，所以肯定是不完善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 图片来自新华网

最早出版《八次危机》，就是我误打误撞的一个结果。过去这个领域中已经有了一套阐述方法，但我没吃人家那套。不过，这样倒反让社会上很多人觉得我们的这些说法有些不同寻常，开始关注我们，我想这也是正常心态。但我和我的团队绝不可以以此为荣，也不可以以此为傲，因为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撕了一个小口子，刚刚开始让人们能够通过撕开的这个小口子看到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而它和以往看到的解释不那么完全一致。这一点我想先跟你们说清楚，也希望读者理解，我们始终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并没有特别自信地认为这个解释就是大家都应该接受的东西；更何况我们也不是这个领域中的专家，所以先向大家抱歉，我们误打误撞误形成的东西肯定是不完善的。

在探讨完善中，我们进一步从现有的框架再往前后时段延伸。原本我认为建国之初所遭遇的恶性通胀，是民国金融改革失败的遗留问题，所以不应该算入新中国的危机中；1950年之后，新中国政权相对稳定，开始自主加快工业化建设，由此以后的危机，可以称为建国以来的危机，而民国延续下来的危机，不应纳入其中。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是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或者在理论上具备一般意义的问题：即新政权接手的是旧经济——任何通过革命所形成的新政权，在接手旧经济的过程中，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比如俄国十月革命，它是在城市中爆发的工人和士兵起义，又因为一战败局，导致这一起义带有很大程度的非议。若称之为非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很准确，因为可以用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但又因为当时的俄国不是所谓的发达工业国家，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体系就又是一个挑战。革命后接手的国家政权也是在城市中形成的，没有包括农民，是不完整的，所以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如何真正意义上完成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农村跟新政权是对立的，所以俄国新政权在形成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是城乡之间的对抗性冲突。

这一点跟中国革命特别不一样，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在农村，农村成功才能包围城市。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发现，农村成功恰恰是“去现代化”的。土地革命给农民平均分配土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回到传统。中国难道不是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吗？如果我们只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恢复小农经济，这是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我们应该用什么理论来看待这一切？它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传统、退步的“成功”？我们用进化论以来的所有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能解释吗？所以，为什么标题用“去依附”？农民革命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去依附。

依附论的提出者是谁？萨米尔·阿明，一位埃及学者。因为离地中海、离西方工业化列强太近，埃及是一个长期被殖民统治的国家，所以他们有切肤之痛，深切感受到欧洲中心主义对于整个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但他们的知识分子却又是不会说话的，只能用西方话语来表达自己的问题。这难道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吗？当我们说中国农民革命成功的时候，能用西方话语来解释吗？能用整个西方进入所谓近现代以来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解释农民分配土地、革命成功的事吗？这一切究竟该如何解释？萨米尔·阿明的“去依附”指的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去依附”，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包括思想理论的、文化教育的，这是一个体系性的“去依附”。遗憾的是，阿明2018年逝世了。

这本书用阿明的“去依附”理论来解释国初农民革命的成功，并且因农民革命而使中国完全对西方列强说“不”，把列强在中国的全部资产收归国有，变成国家资本；剥夺了列强，剥夺了跨国公司，当然就是彻底的经济上“去依附”，因此人家封锁你在西方人看来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按今天主流知识分子、政治学者等所有一切人的思想来看，当年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破坏国际秩序的事吗？通过剥夺跨国公司、赶走所有西方驻华使馆，政治经济彻底“去依附”之后，新政权靠着一帮农民，怎么对付这个世界对你的封锁？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萨米尔·阿明

那么，这个历史过程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现在，别人启动的是“新冷战”，是按照“老冷战”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做切割。我们一直尽力表达我们是全球化最好的学生，我们从全球化的“依附”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但事实恐怕不能这么解释。如果中国道路就是一个完全依附西方的道路，那我们怎么解释今天中国的一切？

所以，我想我们做的研究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头，在解读中国70年经验时，还得说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不是因为完全依附西方，才走出今天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从根源上说，就是因为彻底实现了一次“去依附”。“去依附”的条件就是农民革命，而农民革命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发生过，从历史上看就不是西方历史给定的这套解释。所以今天领导人讲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包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传承的精华，说得非常客观准确。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土地革命其实是继承了历朝历代的“均田免赋”，而历朝历代均田免赋的思想源于何处？源于家国天下思想，源于孔子的《大同篇》。《大同篇》是典型的“三共”，因为我们“共存”于乡土社会，彼此“共生”，因此得“共享”。如今习总书记强调“三共”，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归纳。因为这套东西不同于西方的所谓现代化发展理论，所以有必要做一些思想上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又不能是过去左翼或右翼讲的那样，总得有我们这样完全不懂的人，误打误撞来做点左右都不喜欢的事。

我们事先没读左右两派的论述，上来直接就是理解事实经验，对事实经验本身做一个梳理，然后我们就要求说，请把逻辑建构的起点放在经验起点之上，这样我们才能形成解释。所以，我们无外乎就是傻乎乎地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

当然，我们自己也觉得忐忑不安，有不完善之处，重新再回去检讨时发现在国初问题上，以前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得从头再梳理。这就必须回答，农民革命和新政权接手大城市有什么关系？农民革命真正大规模的爆发是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步的：1947年出台新民主主义论，1946年开始土地革命战争、并于1947年、1948年全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