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市场经济地位”是张快过时的牌

应该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曾经是欧美国家在经贸上对中国施压、诱惑时的一张好牌。即使在三四年前，中国仍然投入了相当的精力、资源，希望能提前解决这一问题。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与多个国家——包括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等发达国家——谈判自贸协议中，都纳入“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内容。为了换取这种承认，中国必然要支付一定对价。

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大约在2006-2011年这五六年间，中国高级领导人多次访欧和接待欧洲贵宾访华时，都一再提出尽快解决欧洲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温家宝出访欧洲再提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王岐山：希望欧盟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只是口头应付，始终未见有实际推动，中方这些呼吁都无果而终。然而2012年后，中国就渐渐少提解决“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了，近两年几乎是不复见于高层会谈中。原因很简单，随着《议定书》相关条款临近结束期，中国不值得为此再付一个高对价。

但近年来，欧美学界和法界有人提出新解释，认为《议定书》第15条（见注）a项在期满15年后不完全自动失效，所以中国不能自动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如前所述，在WTO框架下，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也就无所谓自动取得或不取得。

决定中国入世15年来处于实际“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依据，关键完全在于《议定书》第15条a项（ii）目规定——“如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但第15条d款规定：“无论如何，（a）项（ii）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15年终止。”如此简单明了，以至毫无可异议之处。即使按反对者的意见，失效的仅是第15条a项（ii）目，a项（i）目仍然有效。但（i）目的全部内容都是规定：当中国相关产业能够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进口国（地区）在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中，应该使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很明显，即使15条a项（i）目继续有效，也无法为在调查里对中国产业使用“替代国”制度提供法律源泉。

若欧盟撕毁违反条约，吃亏的一定是中国？

国际法体系里有一条最古老的准则：“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准则在当代最重要的条约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处于最核心的地位。第二十六条约定：“条约必须遵守。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二十七条又约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如果正式签订的条约得不到遵守，那么缺少超国家权威的国际法体系就失去存在的根基。完全丛林化的国际社会最终会走向什么结果，历史的经验数不胜数。正是对历史的惨痛记忆，让各主要国家在二战后都基本遵守自己签订的条约——打擦边球，找文字漏洞，有之；但公开、明确违背国际条约的情况还是极罕见的。一向标榜以“软实力领导世界”的欧盟有否胆量带这个头？

即使再退一步，假设欧盟或者更多WTO成员真的悍然撕破《议定书》，宣布拒绝停止执行“替代国”制度，也未见得纯粹是坏消息。15年里，中国是WTO中接受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竟占了全部调查的半数以上），但依然将国际贸易体量从4千多亿美元发展到整整4万亿美元，夺下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的桂冠。可见频繁使用“替代国”制度、靠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手段，还是挡不住中国产业的发展。

如果某些WTO成员公开拒绝履行《议定书》下的义务，那么中国相关义务的约束同样得到解放。依据《议定书》，中国不但接受部分“负WTO规则”，还接受了多项“超WTO规则”。例如依据第11条3款，除了极少数（84种）已列入附件清单的产品外，中国不得对任何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即使征收出口税也不得超过议定书上规定的最高税率。这一义务直接导致中国在2011年“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国9种原材料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管制”案，和2014年“美国、欧盟、日本诉中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出口管理措施”案中都被判败诉。这几起国际贸易争端的结果，显著影响了中国对出口产品的管理权。

如因《议定书》第15条a款存废的争议，打开对《议定书》本身进行全面重新审议的机会，对中国来说有大概率更是一件好事。身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开启对议定书的修订谈判，中国议价的本钱与15年前相比，显然要雄厚得多。

与欧洲议会的大张旗鼓相比，中国显得特别平静，只指派了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发表回应。强调终止对华反倾销的“替代国”做法，是世贸组织各成员应遵守的国际条约义务，而不取决于任何成员的国内标准。欧盟委员会以及其它还在动小心思的WTO成员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了。之前阻挠中国按规章、按大会决议在IMF、世行和亚行内发挥更大作用，结果中国发起创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这次如果又铁了心“飘没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难道相信中国会不声不响地咽下苦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