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者：会不会走上日本的路？（经济就此低迷下去）

汪涛：我觉得有这个风险，但是不一定就走这条路。

旁听者：每年我们的利息是GDP的15%，以前，我们通过印钞票稀释……

汪涛：光靠印钞票是没用的，增加货币供应还要看实体经济是否有需求，没有需求印钞票也带动不了通胀。增加货币供应还要带动企业投资，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不愿意投资，因为产能已经过剩了。

观察者网：你认为，根子还在于产能过剩？不过，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在基础设施，环保、新能源等等领域还需要大量投资，只有投资做起来，才能缓解那些钢铁等领域的过剩？

汪涛：基础设施可以弥补一部分企业投资的下降。但是本来除了基建还有企业自有投资，还有房地产投资，有两条腿走路。现在只靠基建投资，难以完全弥补其他部门投资的疲软。而且，不能老是靠基础设施等投资，这些短期内可以来弥补，但长期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人民生活和生产服务，根本在这里，不是为了投资而投资。

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 不是加入SDR的必要条件

观察者网：李迅雷在会上提到，创新要谨慎，开放要加快。股灾过后，有舆论讲，幸亏我们的A股没有对外资开放，还说下一步我们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开放也要要慢一点，你怎么看？

汪涛：李迅雷的意思是，资本市场开放要有控制有节奏，比如沪港通，资金其实是内部循环，还没有走出去，比如外资在A股市场仅占资本市场的2%，还可以多引进点，这个我同意。

不能因为市场波动，资本市场就不开放了。但开放并不是所有的都开放，不管了，而是要有序的开放。有的方面也要加强监管，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的步伐也可能需要审慎。不能简单地说，外资就要加强监管，内资就可以扩大可兑换。

现在一谈资本项目开放，舆论会以为主要是管制对冲基金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准入，其实真正能够腾挪境内外的大资金，往往是我们国内的资金，包括国企的资金。事实上资本都是逐利的，要从跨境资本流动的性质上来监管。

观察者网：那么从加入SDR的角度讲，中国一直在努力加入。很多学者就提到，加入SDR的条件之一，我们得要实现资本项目开放。

汪涛：IMF对加入SDR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们的贸易要足够大，就是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这条早就已经达到了。第二条，人民币自由使用。

人民币自由使用，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也不需要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可兑换。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近年来已经做了很多了，所以从技术上来讲，对其他国家储备管理者来说，人民币可以自由获得和使用。并不是说需要完全可兑换（比如个人投资完全进出自由）才可以进SDR。

SDR篮子机制建立的时候，很多国家都还在实行外汇管制呢，日本也是80年代实现资本账户全面可兑换的。

资本外流更多的是中国海外投资大增

观察者网：近期以来，外汇占款持续下降，你怎么看？

曹远征：从去年开始，中国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第一次出现逆差，对外投资大于外商对华投资，说明我们外汇储备从一味的增长，可能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外汇占款就不会再持续增长。这也意味着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必然调整，从长期看外汇不再是央行最重要的资产，相应的，货币政策的使用工具也会发生变化。

短期来看，外汇占款下降了，于是就用降准来对冲。但这并不表明货币政策的转向，事实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是稳健的。

观察者网：很多评论说，这背后是因为美元要加息了，资本都在外流？你认为这值得担忧吗？

曹远征：首先弄清楚，究竟是什么资本外流，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如果是人民币大幅出境，这是政府鼓励的、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应有之意。人民币有大量外流，对方手上有人民币，咱们才能在海外跟外国人做生意。

我们观察到，外汇方面变动并不大，最多是央行和居民资产负债表之间，重做了一个分配，老百姓持有更多的现汇，央行持有的外汇在减少。

那种资本大举走出去，并没有以美元方向出去，也就是说兑换大量的外汇拿到国外去，并没有发生。更多是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海外投资数额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