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由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意大利城邦主导的伊比利亚半岛周期。1498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在经历了非洲海岸和大西洋的长期探险和拓殖之后，发现了通往美洲的航线，继而开辟了沿好望角东去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使原本处于不同大陆上的世界各经济体超越了海洋的阻隔，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网络。

当时主要的经济活动围绕着一个全球大三角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以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欧洲人从中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场由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意大利城邦的资本支持的扩张，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启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以往的生产和交易方式中，资本的投资和扩张方式无法带动整个经济体系，而欧洲人第一次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欧洲的基督教世界获得了可以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印度等富裕的亚洲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逐渐使欧洲从世界边缘地带变成了世界的中心。

荷兰原本附属于西班牙王国的联合省，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独立，并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体系新周期的主导力量。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了西班牙主导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荷兰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荷兰周期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荷兰不像以前的伊比利亚人主要靠暴力掠夺的方式积累资本，而是通过商业的方式来积累资本。为此，荷兰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运输船队，建立了银行、证券交易所、股份公司，建立了议会和共和国，也建立了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

英国是荷兰最好的学生，也是最出色的对手。英法七年战争之后，英国获得了法国在海外的大量殖民地，逐步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三个百年周期的主导国家。英国周期被称为“漫长的十九世纪”，它的特点是将海洋军事霸权与商业扩张结合到一起，并建立了一个以相对自治的方式进行间接管理的庞大殖民地。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英国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

美国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后美国借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又结合美洲的实际条件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军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体系新时代的全球霸主。美国是一个洲际型大国，拥有极佳的地缘政治条件，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是跨大西洋的核心，承接了欧洲的财富和技术，在太平洋这边又拓展了空间，这使得美国在地缘上非常安全，其他国家对其难以构成威胁，而它可以去越洋干预别人。

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一幅描摹400年前英国殖民者到达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镇场面的绘画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周期律

观察过去50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进程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世界体系中的每一个周期的延续时间大致都在一百多年。每一个周期，都会经历一段从萌芽、壮大到衰落的过程；每一个周期的主导国家，都会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发整体性的危机。危机的结果，是原有周期的主导国家被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新生力量所替代。此时，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

值得关注的是，在每个全球化的周期中，新的主导国家都会经历相似却各有特色的几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每个百年周期缩短为一年，那么，每个主导国家的兴衰都会经历类似的春夏秋冬。主导国家的赢缩与全球化的周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每个周期都兴起于“实业的春天”。在实业扩张的初始阶段，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随后是“产业的夏季”，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武装实力。因此，他们在竞争或战争中都是所向披靡。随着实业发展，资本大量涌入，产业利润率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

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在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本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这将迎来“金融的秋天”。当主导国家进入可以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成为其主要赢利方式的阶段，实业生产便会转移、萎缩，而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导致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2]这就是“危机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