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时”，就是指智库对内建言与对外发声的恰当时间点。一份好的内参，一定是最及时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决策层不需要；太晚了，许多人早已建言过了。同样，智库对社会发声也是如此，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对社会公众恰当地表达决策者需要的恰当内容。在这方面，智库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非常重要。

以2018年中国四大主场外交来说，4月博鳌论坛、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9月中非合作论坛、11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需要智库大量的政策建议与舆论引导，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上报，后者则需要在事件发生前后的一周左右。如果错过这些最佳时间点，智库对决策层、对社会的影响力都会大打折扣。

所谓“度”，就是指智库研究“探密”的深度与广度。在许多时候，智库需要一头扎下去，了解到决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质，还要以“脚底板精神”做学问，触及决策者所不能亲历的事件现场。以“一带一路”研究为例，该倡议提出六年来，¹⁰数以百万计的研究报告、媒体评论与新闻报道，但多数都是浅尝则止或泛泛而谈，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本身的调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国的调研报告，往往会产生最有说服力的决策咨询效果。

所谓“效”，就是指智库要有能让受众接受的叙述效果。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公众，或者国际友人，都是智库成果（包括内参、公开评论、国际演讲等）的受众。好的效果是检验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指标。得到批示，未必就是好的内参；批示被执行，且促使政策执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内参。不是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就算是引导舆论；只有让公众内心接受且广为传播、并有助于政策推进，才能算是好的舆论引导，否则就是误导与添乱。

不是能到国外去参加论坛或发表外文文章，就是好的公共外交；只有让国际受众觉得有道理，增加对中国的好感，才算是助力中国外交。

做到上佳的“时、度、效”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像基辛格那样在国际舞台与美国政界活跃六七十年的资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国际事件都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但顶级的智库学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最亮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断成就优秀智库学者的家国抱负。

目标太高，往往是功能分化的开始。近年来，不少新型智库都有能力得批示、发评论、搞外宣，于是人们对这些方面便会出现“审美疲劳”与兴奋感不足，现有的智库“存量”便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分流。一些“假智库”会现原形、被淘汰或出现低质量发展的迹象，如“会库”（以爱办论坛、研讨会为乐而掩饰本机构的思想贫瘠）、“私库”（以“智库”为名搞小圈子文化）、“呆库”（出现低层次的研究重复、学人之间的自娱自乐）等出现。

近年来，我不只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同样，目前一些智库由于经费压力，开始商业运营，甚至权力寻租。

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污名，与两办文件中明确标明的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和明确的属性明显不符。

我还看到一些“研究型艺人”和自称“大师”的假智库现象。他们有的装出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参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公开演讲为主要手段，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某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这些假智库现象是需要抵制的。⁸

与将“智库”视为有利可图的工具不同，一些优秀学术学者会选择离开智库管理岗位，重新回归学术与书斋，或离开智库界从事其他行业。从事智库行业是一项快节奏的工作，远不如学术研究更自如；智库研究的待遇不算高，远不如商业机构更诱人。

在“假智库”受鄙视与淘汰，学术学者离开的背景下，一批“真”智库会渐渐脱颖而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有大量为国效力、为民请命、出世情怀浓厚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具有“学得文武艺，货予帝王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传统情结，很纯粹地钻研于现实与政策的解决方案，游走在各国论坛与公共平台之上，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然类似的优秀智库学者不多，但却凝结了“真”智库的价值观精华，也将带动较长时期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智库优化进程。

中国智库业呼唤三场新革命

新型智库“七年之痒”提醒所有智库从业者、智库服务对象（决策者、社会公众）、智库评介与研究者，需要长时段地思考新型智库的发展与未来。新型智库的建设，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建成，而是与整体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崛起是一条具有“持久战”性质的“新长征路”的话， 那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进程也是一条“新长征路”。

我过去曾撰文指出，决策部门应善待、善管、善用智库， 而智库学者本身的知识储备、国际视野、外语能力、智商情商等等也急需改善。

这包括（但不限于）决策敏感性，即考验智库学者对决策进程的追踪与感知度；社会调研力，即考验智库学者深入社会实践并得出实践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与洞察力；个人美誉度，即考验智库学者长期保持在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中的美誉度。对此，基于过去七年的观察，当下的中国智库业还需要三场新革命。

主体革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须选拔更多其他行业的人才进入智库界工作。目前，中国智库的从业人员过于依赖从高校学院出来的学术人才，这远远满足不了智库本应具有的对外传播、政府关系、公共事务、国际交往等功能。据美国学者塔里•特洛（Teri Troy）统计，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新建智库全职人员中学历标准日益下降。1960年代之前建立的智库当中，53%雇员拥有博士学位；1960－1980年代建立智库当中，仅有23%拥有博士学位；而在1980年之后建立的智库中，只有13%接受过最高学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