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社会生产力与科技的进步决定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性。然而，由于各国国家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的差异，诸多负面影响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来，全球化的旧有制度性安排，即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因此，推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转型升级，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可喜的是，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化已进入全球治理进程的新阶段，东方和西方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共享全球治理的成果。中国是第一个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引领全球化进程的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其中的核心意思就体现了中国版“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思路：

一、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解决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把握好智能化的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机遇，创造更多的就业，让各国人民重拾对全球化的信心；

二、以协同联动的合作模式，打破目前全球各国发展失衡的难题。这需要通过更频繁的多边沟通，并在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网路）互联互通，防止各国政策的孤立性、封闭化的趋势，进而让各国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考虑自身利益；

三，以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搭建和巩固共商、共建的平台和机制。这就需要超越过往国强必霸的历史定律，摆脱大国欺欠小国的宿命，让各个国家不分大小平等参与全球规则的决策；

四，以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弥补目前发展成果不能普及全民的困境。这就需要在国与国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平衡，并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化的成果更加普惠、可及。

当然，建立在传统全球化废墟之上的“新型全球化”，并不容易，至少要解决急迫的两大难题。首先，要解决全球治理理念落后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呼唤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以解决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全球公共产品匮乏、全球共同利益与国别利益错配等一系列难题。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治理议题泛化，恐怖主义泛滥、能源和粮食安全、传染性疾病跨境蔓延等非传统威胁外溢，而现有多边体系与双边、联盟形式的应对方式并存却互不兼容，呈“碎片化”态势，导致各种风险积聚，危机四伏。基于此，这是一个呼唤大思想、大理念的时代。

其次，要解决全球治理机制失灵的问题。旧有的全球安全、贸易、金融机制如联合国、WTO、IMF等在面临危机防范、危机管理时明显变得捉襟见肘，这就需要改革原有的机制，重塑全球治理规则，按照最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总体话语权、决策权，最终捍卫全球机制的执行力与权威性。

中国如何抓住新机遇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得益于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事实上，当前全球化变局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国引领构建“新型全球化”，全面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重大机遇期。中国应当拿出逆转“逆全球化”的勇气，阻挡“逆全球化铁幕”的降临，在打造“新型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不断注入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和展现大国担当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从G20杭州峰会到APEC利马峰会，再到即将于今年5月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商界精英、智库学者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场合劝导西方要对全球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

一，推进“平等、开放、合作、共享”为基本价值观念的中国式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的中国式全球治理规则。“新型全球化”强调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均有平等参与全球化这一开放式进程以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各国通过贸易往来与投资合作，共享全球化发展的正向成果。全球治理应在规则、理念上合理反映各方诉求，大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各国公平分享成果和收益。可以预见，西方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态度将会趋于谨慎，但“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抛开西方，也不能让西方大国偏居一隅。因此，中国要加强与美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逐步化解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阻力，推动从全球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迈进，实现“全球良治”。

二，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着眼于国内发展，同时兼顾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因此是中国打造“新型全球化”、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主要抓手，也充分体现了21世纪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基建、电子商务、农业、智能技术等领域拓展中国对全球的实际贡献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公共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构成新时期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主要思路和抓手。

三，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在当前困顿的世界经济中犹如一股清流，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国内治理模式的成功。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放宽外资机构准入门槛、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主动推进与欧美发达经济体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高水平的开放标准将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这就要求中国继续保持改革的动力和定力，坚定不移奉行对外开放政策，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美国学者麦吉利弗雷（MacＧillivray）在《全球化简史》中曾说过，过去五年前曾有过三段不等的技术引爆点，推进新一轮的全球化。1500年前后，以伊比利亚瓜分世界进而逐渐引过机械化革命的殖民主义；1890年前后，以英国获得全球权力制高点为标志的电力化革命；1960年前后，以人造卫星的大国竞争引发的信息化革命；2005年前后，以中国崛起为世界新推动力的智能化革命。坦然面对所谓的“逆全球化”，中国全面引领新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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