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中美对话。”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说，戴先生的演讲几乎是中国近年来最清晰、最全面南海政策的讲述，美国真正懂得了中国捍卫南海岛屿主权利益的决心，也明白了中美在南海议题管控分歧的重要性，以及中美两国合作大于分歧的未来发展可能性。

有的发言引发共鸣，有的话题针锋相对

事实上，中美之间虽有100多个对话交流渠道机制，但专门就南海问题的对话却很少，大多美国智库学者对基本的南海事实也不了解，比如，对越南、菲律宾等国非法武力侵占南沙群岛共42个岛礁的事实模糊不清，对中方无意独吞南海、排挤美国的意图狐疑与猜忌，等等。有的美国智库在南海议题上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有的则跟着美国军方与媒体的观点走，而中美南海对话会则近乎于给美方“洗脑”与“再教育”，在对话过程，中方学者处处显示出话题主导力与逻辑优势。

第一环节的主题是“南海问题：中美各自的视角”，第一位主旨发言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朱锋教授的坦诚，引起全场美方嘉宾的热烈响应。朱锋说，目前南海很危险，紧张局势有可能升级。美方需要想一想，有必要在南海进行中美战略对峙吗？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如果各持己见，就毫无退路，大家都要懂得妥协，避免过激行为。

随后发言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立即呼应朱锋的观点，并道出原由：美国担心被中国逐出亚洲。他呼吁：“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像刚才朱锋教授提到的，双方会反应过度。中国可能认为主权受到挑衅，美国可能认为自己的立场受到了挑战。”

首轮定调发言引起诸多正面回应。史汀生中心学者、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容安澜呼应道：双方应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否则谈判就无法推进。但现在，美国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谢伟森不无担忧地说：“未来10多个月的冲突几率特别高，我们要避免。”

管控风险的共识迅速达成，使第二环节“多角度看南海分歧与未来”的讨论变得更加直率。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葛维宝在主旨发言中高唱“法律的价值”“中国必须遵守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不过，他的所谓法理论述被接下来的主旨发言人、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及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显河教授批驳得体无完肤。

易教授用流利的英文质问道：难道葛维宝教授忘记了奥巴马总统拒绝执行尼加拉瓜仲裁案的历史了吗？美国常讲依法治国，但“态度要诚实，不能在全世界面前玩把戏”，难道国际仲裁庭可以裁决主权吗？是仲裁庭不懂法、不尊重法律精神吧？现在仲裁庭的费用都是由菲律宾承担，可谓“出钱的人声音大”，仲裁庭只听了菲律宾单方面的片面之词。1995年中菲两国就有共同声明，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仲裁庭做判决，结果导致谈判消失。易教授最后幽默地问：“现在我的学生问我，仲裁庭的仲裁员是否是法律界的专业人士，我很难回答。”易教授的反驳令美方哑口无言，而转而谈论其他次要议题。

“如果是一场辩论赛的话，中方完胜”

第三环节聚焦“南海问题务实解决思路与建议”更反映出两国的未来分歧。针对戴秉国“给南海降温”的表述，芮效俭一方面表示美方应当反思自己的言辞，停止公开谈论南海问题，另一方面说中国也应尊重海洋法框架，不要老拿历史性权利说事，要知道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历史上中国已放弃南海权利。

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立即反驳道，中国谈的历史权利不是追溯到明清，而是追溯到1947年中华民国的11段线，毕竟所有临时国界是在二战之后确立。黄仁伟还纠正道：把仲裁庭的决定说成国际法，是误导；美国是最大军事大国，老派航母到南海，如何要求其他国家不军事化？

如何防止危机出现？黄仁伟认为，中美要定期通话，继续海上相遇规则的对话，要通知对方在这方面的巡航和战舰通过、军事演习或其他活动。美方说制止过菲律宾的冲动，但不能偷偷地做，而对中国的批评却动辄借用媒体，很高调。

黄仁伟的建议得到美方响应。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格森认为，美国不应再公开谈论航行自由行动，这让中国公众感觉受辱、下不了台。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地缘战略分析副总裁罗杰·贝克提出，应当恢复共同开发，建立南海联络处实现信息共享等，以此缓和南海冲突。

为期一天的讨论，信息量相当大，交锋也很直接，几十位发言者相当踊跃。在场的几位观察员纷纷表示，中方准备充分，立论扎实，占据道义至高点。有人说，“如果是一场辩论赛的话，中方完胜”。

解决南海问题的三个“Ｃ”

在对话的最后，两家主办方代表做了总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前总统特别助理包道格坦言，举办这场对话会是经过仔细和反复利弊权衡的。他认为，这场对话会是坦诚、富有创造力的一次成功的会议。

笔者在总结中以故事开头，赞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作为现代智库的前辈与老师，对中国智库不断提供帮助与合作机会，然后话锋一转，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应向卡内基学习。因为在现代化与国家崛起方面，美国是老师，中国是学生，但老师也应包容学生超越老师。南海问题部分折射了“老师”美国无法包容“学生”中国海洋力量的崛起。全场不少美方嘉宾都会心地笑了。

接着笔者建议，管控南海分歧至少要有三个C：communication(沟通)， coordiation（协调）；cooperation（合作），即双方在智库、媒体层面多沟通，在南海政策方面多协调，在南海生态、反恐和“一带一路”方面多合作。美方学者都为此报以掌声。

本次对话在平和却又深刻的讨论中圆满结束，被许多在场嘉宾视为一次中国主动塑造国际话语权、给美方释疑解惑的重要案例。不少外媒也报道了此次会议的相当多重要内容，让美方清晰地知道中国意图，起到了风险管控的作用。

通过这轮对话，笔者越来越觉得，南海问题不只是南海各方的利益之争、法理之争，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之争、话语权之争。而南海的思想与话语权竞争源于国家的海洋战略意识与国际维权意识，也源于智库研究能力与国际运作能力。

正如戴秉国前国务委员铿锵有力的讲话：“希望美国恪守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选边站的承诺，认清中国和平崛起、无意争霸的战略意图，停止介入南海有关领土问题，与中国共同建设性管控分歧。”中国对南海问题的解决应当比美国更有底气，因为美国缺乏基本法理支撑与根本的利益诉求，而时间与道义都站在中国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