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源自宗教文化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无疑是蒙古对于中国的抵触情绪的一个重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起事件的发生距李克强总理访蒙签订合作协议、习近平主席会见蒙古人民党主席才过去数月的时间，这完全体现了蒙古在外交智慧与决策能力上的严重不足。

在小国的地缘政治中，一个永恒的议题是如何在大国间左右逢源乃至互相制衡，以破解自己的安全困局并获得最大的利益。蒙古在经历了苏联全面指导时代后走向自立，对这一点可以说有着血与泪堆砌出来的领悟。一方面，蒙古声称将与中俄两大邻国发展永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蒙古又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第三邻国战略，如政治上的邻国美国，经济上的邻国日本，精神上的邻国印度等。这种外交战略乍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国际上有着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保障，而南部的中国又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现实情况中，蒙古对于多支点外交政策、第三邻国战略的实际操作却成了外交的一大败笔。

身处内陆的蒙古与中俄两大世界强国相邻，并且只有这两个邻国，第三邻国战略的前提应当是处于优先地位的蒙中、蒙俄关系，但那昙花一现的草原经济奇迹，使得蒙古有些自我膨胀、忘乎所以。2003年起，蒙古在美国主导下向阿富汗、伊拉克派出军人，并与美国每年开展“可汗探索”联合军演；2005、2006年，在北约框架下参与科索沃的维和任务；2009年，正式向阿富汗派兵；2012年蒙古与北约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加入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2015年蒙古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对外宣布：蒙古要成为永久中立国，却完全没有得到中俄的承认，相关法律文件也被大呼拉尔退回……

有观点将蒙古这种拉帮结派、四处站队的行为解读为身处中俄间的极度不安全感，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蒙古明明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有且仅有中俄两个持友好态度的军事大国作为邻国，完全不存在遭到别国安全威胁的可能。既然如此，蒙古又何故与自己过不去呢？

国际关系史上一些相关的案例可能给了蒙古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了错误的榜样。石油是阿拉伯国家获取国际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高度政治性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以及相对集中在经济领域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就是成员国获取话语权、施展影响力的重要平台。1956、1967、1973年，阿拉伯的能源民族主义者就曾三次动用石油武器，进行禁运。但这种依靠能源施展影响力的模式，前提在于这些国家的石油储量、产量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占比与不可替代。

2017年9月9日，中欧班列（沈阳—二连浩特—杜伊斯堡双向班列）首发仪式在沈阳东站举行,该班列途经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蒙古所唯一能倚仗的、得以实现经济奇迹并吸引外资的矿产资源，并不具有这种不可替代性。给予蒙古美好想象的第三邻国们，说到底与蒙古也只是毫无接壤的“神交”。因此在其自杀式的矿业政策变革之后，中资以及其他外资很多选择了逃离、观望，而并不是可怜巴巴、别无选择地重新投入到蒙古的开发项目之中。

与之相反，中国为蒙古所提供的基建援助、运输渠道以及出海口却是蒙古真正的命脉。天津港与辽宁的锦州港是蒙古资源出海的唯一选择，即使想改道俄罗斯，也会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运输距离长、成本上升等原因而无法实现。简而言之，对蒙古而言，即使再怎么不情愿，也完全离开不了中国了；但对中国而言，蒙古并没有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如今，在总统选举中凭借攻击对手“中国血统”、发表“中国威胁论”上位的俄罗斯女婿巴特图勒嘎，在逐渐认清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以及真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过程中，不知还能不能像参加柔道比赛、做生意、打选战那样游刃有余，实现他所说的“强大的蒙古”、“建成发达国家”的口号？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在今年七月于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文章《卡塔尔断交风波——小国给我们的启示》，文中例举了卡塔尔挟资源财富自重，以中等强国的姿态干涉国际事务，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反制的例子，以告诫新加坡政府应该“遵守小国外交的本分，小国就该像小国一样去行事”。而这对于蒙古，其实更有着关乎生死存亡的借鉴意义。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