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众媒体在呈现社会问题时倾向于利用议题的排序和事实的选择来传达价值观念，这一点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从经验中观察到，也早已成为传播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因此，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对这种现象的总结，而是进一步追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在涉及公共生活的各种问题中，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和评论立场是否呈现出相对一致的倾向？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种由传播现象到政治判断的理论跳跃，是我们将“媒体建制派”进行概念化的前提，也是我们超越舆论学式的思考，让自己的论述从抽象理论构造迈向社会政治反思的关键。

最直接体现主流媒体“建制派”属性的，当然就是他们对主流政治观念代言人的支持和对反建制人物的敌视。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去年美国大选中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华盛顿邮报》在大选前对影响力较大的8家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Slate网络杂志、政客Politico、福克斯新闻以及标准周刊）发布的共计两万多篇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

结果发现，在大选预热阶段，其中的6家媒体都站队支持希拉里，只有2家支持特朗普。然而，这个调查的样本选取比例并不能说明媒体一边倒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当调查对象从8家扩大到100家时，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媒体仍然只有区区2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在这100家媒体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57家都明确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面对这种局面，已有评论人士惊呼：美国大选中的政治认同已经分野成相互诅咒和对抗的两派，一个是特朗普派，一个是媒体派。

这次大选报道中另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不被支持并不意味着不被曝光”，对于政治明星特朗普来说，支持率和曝光率甚至呈现出负相关的局面。廷德尔媒体调查报告（Tyndall Report）的结论显示，2015年，在总共1000分钟的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特朗普获得了其中327分钟的曝光，占总量近三分之一，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121分钟，也还不错，而左翼进步人士伯尼·桑德斯只获得了20分钟，还不到特朗普的1/16。

在ABC电视网的“晚间世界新闻”节目中，特朗普一共出场80分钟，而桑德斯却只有可怜的20秒。这一现象展现了主流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和商业属性的矛盾混合体，虽然对特朗普没有几句好话，但是他们对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追求却反而帮了特朗普大忙，让他成为最受关注的候选人。

美国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桑德斯的曝光率还不到特朗普的1/16

廷德尔报告中不能被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左翼进步人士桑德斯在主流媒体中遭遇的冷落。这种遭遇既是媒体建制派政治意识的反映，也是媒体商业操作逻辑的结果。桑德斯在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中对此有颇多感言：“我从这次选举经验中了解到一种媒体惯例，那些对劳工大众越是重要的议题，就越是公司化媒体不感兴趣的议题；而那些对普通百姓无关紧要的话题，却是媒体热衷关注的焦点……对他们来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表现为一种娱乐、一场游戏、一个肥皂剧或一系列的冲突事件”。

德国学者托马斯·梅尔（ThomasMeyer）曾经深入分析媒体逻辑介入公共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民主失败，他用“没有议题的议题”（Issueless Issue）来概括商业媒体的政治新闻报道。桑德斯的竞选经历或许是这一概念的经典例证，当他带着贫困议题、平等议题、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等站上讲台展开他们的竞选活动时，媒体关心和提问的却总是“你是何时决定参选的？你打算何时宣布退出选举？你何时打算宣布支持克林顿？为什么你的某位选举团队成员离职了？你早饭吃了什么？”。

桑德斯的新书《我们的革命》专门用最后一章来批评公司化媒体

然而，主流商业媒体的政治属性并不能完全被梅尔所说的“媒体逻辑”所概括。他们对多样性公共意见的消磨绝不是简单地由一套商业性和技术性的内容生产流程所造成。实际上，媒体精英对政治建制的守护经常以更积极的方式展现，这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商业大众媒体刚刚开始繁荣的十九世纪，新闻界就曾经将劳资矛盾下风起云涌的欧美社会底层反抗运动描绘为暴力和非理性的反动力量。特洛伊·罗丁南（Troy Rondinone）的出色著作《伟大的工业战争：1865-1950年阶级冲突的媒体报道》给我们展现了从镀金年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中，媒体如何通过偏颇性的报道抚平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社会伤疤。除此之外，对理想资本主义法权秩序的构建还要求舆论的主导者们对腐败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抨击。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晚期新闻界的“扒粪运动”中可见一斑。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要求平等和公正的挑战以一种世界主义的面貌呈现在西方社会精英面前。面对危机，殖民时代的文明等级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用现代化和发展观念维持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强调族群间的文化和解，并用多元主义的承认政治给边缘群体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想象，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正是以此来消弭激进的再分配诉求和各种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倡议。

以上这些“冷战时代”留给“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遗产，正是媒体建制派各种“政治正确”的观念源泉。多年以来，全球媒体精英正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中，坚守着这些从不触及再分配问题的“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的成本和代价却只能由西方社会的底层民众来承担。

20世纪晚期，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到来，“建制派”的内涵又有新的扩充，这集中地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和全球自由贸易的肯定上。虽然媒体对这一政治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偶有提及，但是对他们来说，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总体上不容否定。

从1999年西雅图反对WTO的社会抗议开始，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各种右翼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这些与建制派理念不相符的抗议行动在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基本都被呈现为对正常秩序的干扰、对社会共识的否定和对安定生活的破坏。抗议行动经常和怪诞任性、愚蠢无知，甚至是暴力骚乱联系在一起。在主流媒体的介入下，这些社会运动遇到了一个逃脱不掉的悖论：抗议者要想获得媒体的更多关注就要把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激进化、戏剧化，而这种激进化和戏剧化却又恰恰在媒体的报道中转化成对他们自身行动价值的否定。

主流媒体的介入使得各种抵抗运动的政治化诉求淹没在事实碎片和表演场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