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白宫记者的采访经历很典型地展现了媒体精英面对社会底层时的困惑和无奈。当她在街头遇到两名挥舞旗帜的特朗普支持者并尝试与他们对话时，发现他们“看上去受过教育，讲起话来却云遮雾绕”。其中的一个退休工人，指责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花费是特朗普的五倍，当记者告诉他这是已被戳穿的谣言时，得到的只是鄙夷和否定。

另一名被访者向记者抱怨奥巴马总统毁掉了美国的经济，记者则试图列举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失业率大幅下降的数据，然而得到的却是对方的嘲笑和不信任。据这位记者判断，被访者们说出的日常新闻来源都是一些小道消息的集散地。大量基层民众宁可相信未经核查的，毫无专业性可言的信息渠道，也不愿相信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以健全的行业规范来实践“第四权力”的职业媒体人。

这种尴尬状况在《时代周刊》的一个精辟句子中得到了回应，这份刊物在推介他们2016年年度人物特朗普的时候写道：“只有对事实的讲述者报以信任，所讲述的事实才有力量”。

主流媒体经常表现出对特朗普支持者的困惑和鄙夷

可以想象，这种境遇在知识精英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和无法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正在转变成对基层民众的怨言。著名独立记者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敏感地捕捉到了新闻界的这种负面情绪：“他们徒劳地思来想去也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英国脱欧和那些被建制派谴责的左右派运动，最后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指责这些民众的腐败、忘恩负义、不道德、激愤、种族主义和无知，而不是归因于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经济困境。

”如果看一看欧美那些国际性或全国性的电视新闻和报章杂志如何讽刺社会大众的政治表达和运动，就知道格林沃尔德此言不虚。正如英国《卫报》编辑加里·杨吉（Gary Younge）所形容的：“一群住在伦敦的媒体评论家，用人类学一般的方式看待英国的工人阶级，总是将他们描绘成分不清好坏的偏执狂，好似这些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发育不全的物种。”

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媒体精英与社会基层在传统上的“代表\信任关系”正在转变为“蔑视\对抗关系”，这种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新闻界内部，而是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导权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

当然，新闻界一些有想法的知识分子不会一直停留在责怪民众无知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他们还十分深沉地思考了一下整个传播生态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得出了非常富有时代感和表面说服力的结论：社交媒体繁荣所带来的假新闻泛滥是破坏舆论环境、误导人民大众的罪魁祸首。

最近一段时间，反思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正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潮流，而“后真相”（Post-truth）也成了媒体知识分子频繁使用的时髦词汇。一些振聋发聩的名言警句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界的讨论中，例如“如果要拯救民主的灵魂及其神圣的使命，我们就必须全体面对和解决‘后真相状态’这个新的现实挑战”；“让2017年成为我们为事实而战的一年”。

原本欢呼新媒体发展带来社会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并利用社交媒体的鼓噪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的有识之士们，如今都纷纷转向，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民意集散的赛博空间，批评它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核实机制，破坏了民主生活秩序。同样的逻辑，在伊战和叙利亚战争中，各种带有宣传目的的假新闻层出不穷，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非但没有核查过信息的准确性，反而倾力传播那些精心制作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故事。如今，当他们自己笃信的“事实”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却让“后真相”的恐慌登上了所有主流媒体的评论版面。

曾经通过社交媒体煽动“埃及革命”的Wael Ghonim，如今成为社交媒体的著名批评者

不是不要“民粹”，而是不要他们无法主导和利用的“民粹”，不是不要“假新闻”，而是不要他们反感的“假新闻”。我想恐怕只有这个解释才能够说明文化精英们前后矛盾的态度。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欧美主流媒体作为“政治建制派”的社会角色。

除了批评，媒体人已经开始了行动。美国大选前后，伴随着社交网络上激进言论和小道消息的大量涌现，以往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突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报道范式，并像一场文化运动一样在新闻界广泛兴起。根据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的统计，2016年，以“事实核查”为专职报道业务并持续运行的组织比前一年增加了50%，有影响力的网站已经达到近百家。保卫事实真相、守护职业尊严的自发努力已经在新闻界蔚然成风。

可见，当社会信任的大厦即将崩溃之际，职业媒体人想到的仍然是用技术手段在专业伦理范畴之内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不感叹，这种政治判断力上的羸弱正突显出狭窄化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技能训练给新闻记者这个群体带来的束缚。然而，对形式上多元身份认同的坚守，与商业世界主义精英发展观念的亲近，以及对底层民粹声音的嘲讽又展现了媒体人清晰的社会阶层属性和明确的政治色彩。如果坚持用功能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定位来认识媒体的社会角色，就不可能对这些政治属性进行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