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世纯】

本周比较重要的军事新闻，都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有关。

《纽约时报》本周独家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于今年3月批准了未来4年的《核应用指南》（U.S. nuclear employment guidance），这版《指南》重新调整了美国核威慑战略的方向，“首次聚焦中国核武库的扩大”。

同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26日报道称，美国陆基核威慑的基石——450座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民兵”导弹发射井及相关基础设施已严重老化，很多发射井的状态已“达到极限”，难以继续有效承担起战斗值班任务。五角大楼和国防承包商面临着“噩梦般”的升级维护，预算费用屡创新高，达到1410亿美元，而完成维护的期限也要继续延宕5年——这意味着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也将推迟5年。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社交媒体

这些涉及美国核武力的新闻，说明了美国核力量的现状与未来。当然，一旦涉及到核领域，公众舆论界的反应总是千篇一律。关于拜登“核秘密报告”的评论一般都会总结为“要钱”或“意欲何为”。尽管核武器是每个合法拥核大国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大国地位的战略基石，但就笔者观察，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普通民众都对于本国或外国的核政策不甚了解。很多时候，全世界普通民众只是粗暴地认为“美俄的核弹可以毁灭世界”，然后就没有更多认知。

当然，笔者认为，一般民众对核政策保持不了解状态，对本国核武力发展和世界和平终归是个好事儿，否则他们一定会惊讶于现行核政策与核学说，本国核力量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大相径庭。

舆论总是非理性的。一个踏实做事的政府尽管会基于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发展核力量，但在具体决策上往往是脱离民众的。美国方面更是如此，很多报道将《核应用指南》称作秘密核战略，但该指南的存在本身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只有白宫和五角大楼高官能够翻阅这一指南，但美国国内法律明确要求白宫和军方向美国国会说明核应用指南的调整情况。

在美国这样一个自诩民主的国家，如此“公开的机密决策”确实不多见。尽管核政策是美国核心政治议题之一，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核政策不再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具备很强的公共政策属性。现有的美国核政策完全是基于政府高层和军方的非公开决策制定的。也因此，《核应用指南》成为了美国当下少数几个可以绕开公众舆论而制定的重大政治决策。

当然，民间人士过于了解也不行社交媒体

《核应用指南》也不是突然制定的。每届美国政府都会在任期内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NPR），随后2年内根据《核态势评估报告》撰写新的《核应用指南》，详细说明核武器使用政策、目标、优先事项和场景。从冷战结束开始，这一流程就走了至少7遍。过去30年间美国政府只需要应对朝鲜和伊朗，恐怖主义拥核以及台海危机带来的潜在热战风险就可以，不需要对本国核理论和核存量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改革，因此每届美国政府的《核应用指南》大多是换汤不换药。

但到了拜登政府，他们需要制定的《核应用指南》远比小布什、奥巴马以及特朗普时期要复杂。首先是因为拜登任期内发生了美国政府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也就是“东方大国”的核突破。美国的智库从2021年拜登上任伊始就开始鼓吹中国大规模扩核。从2021年7月1日开始，美国各路智库不断援引商业卫星照片宣称，中国正在建造的陆基核载具数量急速增长，将超过美俄目前部署的总量，使得中国的核武力规模达到和美俄并驾齐驱的水平。

尽管这一消息震惊了公众舆论界，但笔者判断，在2024年年度的《核应用指南》中，美国不会对中国的核力量规模和核地位作出大规模修改。虽然是猜测，但至少《纽约时报》采访的专家也承认，目前俄罗斯的核武器体量“仍然大于中国”。

这并不奇怪，面对中国的潜在核武器规模，白宫和美国军方在过去3年时间内都保持了相对低调，只是在道德层面指责中国扩核，并没有对智库的OSINT观测进行背书。在2022年的《2022年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方面刻意低估甚至刻意模糊化中国的核规模和核目标。而在同年出版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和次年出版的《2023年军力报告》中，美国军方只是模糊地宣称中国核目标是“2030年代部署1000枚核弹头”，这一数据甚至远远小于开源情报（OSINT）观测到的数量。

对于美国这种忽视“房子里的大象”的行为，国内有观点认为，可能是美军要求公众继续保持“中国无法在核实力上匹敌美国”的认知，为本届白宫班子对抗中国的激烈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寻求合法性和支持。此外，也有人认为，拜登政府面对目前不愿意承认自己核地位的中国，倾向于把问题留给后人的智慧。这两种观点笔者都部分同意，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拜登政府在核决策上的犹豫不定，源自美国工业基础导致的核理论与核现实之间的脱节。

核理论与核现实

美国的核建军由军方主导，但核政策则由政客主导；而在美国学术界，70年代以前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核学说。这导致美国核力量处于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状态，并直接影响了冷战前期诸多热战和对抗的结果。不过，到了尼克松时代，美国的政界、学术界终于统一意见，认为在美苏同时达到“确保相互摧毁”（Mutual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情况下，核大战“没有赢家”。因此，美国当局放弃了原有的“先发制人”核战略和“大规模报复”核战略，转而选择“互相确保核摧毁”战略。

尽管五角大楼同意“核大战没有赢家”这一政治决策，但具体到核武器发展和建军上，美国在建造新一代核载具时的首要思路还是立足于在美苏核战争中的全面核实战。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核武力不仅仅局限于“确保对敌国大规模杀伤”（WMD），而是要保证己方的核力量能实现一个“战略胜利目标”，也就是“打赢核决战”。

美国在欧洲大量部署的中导，也是针对苏联“核制胜”的手段图源：知乎萌虎鲸

对于美军而言，这一战略从来不是模糊的，而是可以量化的。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核打击计划“美国统一联合作战计划”（SIOP）中，美国认为“核战争”的胜利可以被定义为“摧毁‘苏联-中国’集团的核投送能力以及政治军事指挥核心；摧毁‘苏联-中国’的军事力量；摧毁‘苏联-中国’的城市工业能力”。

但这一战略胜利目标到上世纪60年代末得到了进一步量化。美国认为，在一场核实战中，美国需要摧毁20%-25%的苏联人口和50%-75%的苏联工业能力，以对苏联实现“最终惩戒”。到70年代以后，为了避免苏联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并迅速恢复，美国进一步加大在持续核战争中摧毁苏联人口和工业能力的比例，并且为一场“持续数年的核打击”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