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西安事变的真相在蒋日记里吗？显然不是。《西安半月记》根本不是蒋在西安期间的日记，而是事后出自陈布雷之手。除陈自述外，蒋也透露他本人曾据陈布雷撰写的《西安半月记》继续修改日记。他在1937年2月12日记道：“晚修订西安半月记。”翌日又记曰：“上午修正半月记完。”实则尚未完，隔了两天，于2月15日又说，“改正半月记甚费力也……夜以修正半月记未妥，几不成寐也”，足见他煞费苦心在事后建构他自以为是的西安事变。他刻意修饰，必然为扭曲事实，以至于《西安半月记》被改得面目全非，无非为颜面掩盖真相。

傅斯年

其实，早在当年事发后傅斯年的密函中，真相已基本呈现：（1）蒋确与周恩来在西安见过两次面，并答应不剿共，中共方面也因抗日答应红军接受中央指挥。蒋更保证今后不再进剿红军，而且可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此已可确证蒋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有承诺在先。然而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虽有陶希圣等人执笔，蒋仍要亲笔增补，谎称“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2）蒋之被释放，确实由中共方面主持方得实现；傅氏特加括号注明：此事亦已证实，并且说，“共党之主张放蒋，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3）蒋在西安虽未签字，但确曾口头同意。傅氏据西安友人谓，“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4）蒋回南京后，不仅未如约撤兵，反而增兵。傅氏写道，“又有确切消息，除原有军队未撤外，又运去六师连夜前往，我听这消息大为兴奋”。（5）张学良在受审时，确有强烈表现，傅氏说，“张作一个政治演说，大骂南京政府及蒋先生左右，自何（应钦）至政学系，银行家等等谓蒋好而南京太坏，彼如在一日，必拥护蒋，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说把审判长greatly impressed（大大地感动了）。事为Generalissimo（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所谓管束有三端，即居处、见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此外，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的动机，纯为逼蒋抗日以救国已无可疑，但事变后20年，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虽已无《西安半月记》所谓张学良之转变系因看到蒋日记的“神话”，但仍不承认答应任何条件，说张学良是在其八项主张被拒，南京下令讨伐，才决定将其释放。蒋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由此可见，蒋要我们知道的西安事变，绝非历史真相。

张学良

其三，蒋在西安事变后转变对日方针，胜利后成为英雄，汪精卫因公开降日成为汉奸，孰知战后日方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证明蒋日之间也有不少秘密接触。唯一不同的是，汪是明通日本，而蒋则暗通日本。蒋介石一直宣传抗日到底，在日记里还说日本向他求和，而他严词拒绝云云，无非想要掩藏通敌的暗盘。读史者若以日记为据，证明蒋阻止或拒绝和谈，即被蒋所骗。蒋难道会在日记里留下为后世骂名的痕迹？他的日记故作义正辞严，留给后人看而已。他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说，“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伪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但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明明是代表蒋方之人，蒋却将张之所为公然嫁祸于“汪奸”，显然又是欺蒙世人的谎言。蒋在日记里说，日本向他求和八个月没有效果，他没有授权任何人和谈，委任状是由别人伪造。读蒋日记者，若轻易信之，无异于盲从。

其四，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美苏的支持下，策划重庆会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自延安来重庆，名为共商大计，实要逼毛就范，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名，要求中共交出政权与军权。他以为有美、苏两大强权支持，凭其政治优势与军事实力，再以“宽大待遇”，就可“解决”中共。毛泽东决定接受邀请赴渝，蒋以为得计，于1945年8月31日记下，“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毛应邀前来，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但是两人会谈并不顺利，蒋欲“招抚”不成，情绪益发激动，在日记里发泄，出语不逊，想要“扣留”毛泽东。如果把蒋日记里的这些气话当真，就是不幸地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了。因为在美、苏的保证与国际的众目睽睽下，蒋若“扣留”或“审治”毛，必然会动摇他在国内外的合法地位，所以他不能也不敢像扣留和审治张学良那样做，实因风险太大，代价难以承担。所以读蒋介石日记，不能随其起舞，而应洞见其复杂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