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政策的第二个重大关切，来自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于自己本土目标和海外利益的威胁。这种威胁随着2001年反恐战争打响后不断加剧，但是在2011年中东巨变之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崛起，极端组织“塔利班化”趋势越发明显。而不同于传统上恐怖组织以美国和西方目标为主要袭击对象的倾向，“伊斯兰国”组织更大的兴趣在于攻城略地和建立“哈里发国家”。

即使是到了2015年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国”打击加剧，以及包括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国内政治分裂产生的极端组织“外溢”效应，这些极端组织恐怖主义威胁更多的随着难民浪潮而涌向欧洲，甚至包括传统的中东国家如黎巴嫩、土耳其都遭到了波及，美国却由于地理隔绝以及国内穆斯林群体相较于欧洲的特殊性而相对保持了安全。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反恐事务似乎可以甩手给其他国家，让其他受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冲击更高直接的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

美国在中东政策的第三个关切，来自于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和国家安全。这当然源自于美国国内巨大的犹太人集团政治力量，也更加源于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敏感性以及对于以色列在中东确保美国利益的巨大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利益关系在奥巴马时期却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交不佳，两人关系直接影响了两国执政团队的关系。先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今年3月初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高层商讨重启巴以和谈。拜登提出的建议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建议类似，即按照1967年边界线和停止扩建犹太定居点为前提。不过内塔尼亚胡却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支持对以色列的暴力行动，认为当前巴以和谈的时机仍然不成熟。而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月访问美国参加一年一度的“全美以色列公共关系协会”年会期间，拒绝与奥巴马会面。尽管以色列官方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在美国大选期间过度介入美国的政治，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免让人感到托词感太重。

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关于巴以和谈重启和伊朗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色列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私下里都认为奥巴马政府太过“软弱”，想法太过“浪漫”，对于当前的中东形势充满幻想；而奥巴马政府则认为，以色列的想法和做法太过独断，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的希望，一味在强力上蛮干。奥巴马政府眼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是一个非常适合谈判的“温和派”，而且阿巴斯年事已高，无论是由于身体上或者是其他原因“退休”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阿巴斯不在世了，那么一个适合以色列进行巴以谈判的合适人选也会随之消失。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且认为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和援助足够以色列保卫国家安全；而以色列却认为伊朗“狡诈不可信”，而美国的武器援助太少，需要增加。

4月20日，奥巴马访问沙特，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交谈

和中东说再见，把难题丢给下一任

摆脱了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对于中东地区复杂威胁感知的相对降低，以及对以色列安全的信心，意味着美国对于中东问题的敏感度会大大降低。当其对于中东问题的介入更多成为“道义责任”时，美国在中东介入上的约束力也就大大降低。所以当美国尝试安抚自己的盟友之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不是按照自己盟友如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观点和视角去进行观察。其结果，必然是矛盾重重。

由于历史和国内独特政治-宗教关系的原因，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十分依赖，需要美国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维护自己的战略和安全利益。这种相互的关系形成于冷战时期，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巩固。不过随着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当时的美国和沙特已经出现了裂痕，参与恐怖袭击的19名嫌疑人中有13人是沙特国籍，而美国情报机构更是认为沙特长期对于国内支持“基地组织”的行为“充耳不闻”。不少美国学者认为，沙特长期以来宣扬的“瓦哈比主义”是酿成“仇美”情绪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原因。

尽管2001年之后沙特予以了美国反恐战争大力支持，但是随着2011年中东巨变产生，两国在地区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在反恐问题上，美国认为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支持极端组织”，而沙特则认为美国颠倒轻重，没有尽全力帮助盟友来打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美国认为一个由国际社会保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的伊朗无核化进程，将会给海湾乃至中东带来稳定与和平，而沙特则认为，美国太过纵容伊朗，在包括沙特-伊朗关系恶化、伊朗试射导弹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尽力帮助沙特。早在2014年3月美国总统和当时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会面时候，时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的费萨尔就当面批评奥巴马的伊朗问题立场：“‘底线’已经足够多了”，沙特想看到实际行动。可以说，沙特和奥巴马，相互之间都对对方有着足够的“槽点”，无休止的争论，却不可能恢复到历史上的“蜜月”时期。

当前的美国和沙特以及其他海湾国家关系，处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与之相应的，是美国所面临的剧烈的能源供给关系、反恐情况以及对中东地区整治判断的重大转变，这也促成了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中东敏感问题上“敬而远之”的立场。中东地区在二战后历经多次战争和苦难构建起来的各种平衡遭到破坏，而新的平衡又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各种极端思潮在当地泛滥，政局混乱，恐怖势力借机崛起。奥巴马挥一挥衣袖，还是将中东地区的复杂，丢给了下一任总统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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