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妇女救援基金会的调查，这些被征调的台湾慰安妇，年纪多在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上下，最小十四岁，最大四十岁，大多家境贫困，未受过学校教育。大多数人在离开台湾前，并不知道到海外是要提供“性服务”，当时征调的理由是到食堂端菜陪酒，帮士兵洗衣煮饭、演戏，或是当护士、看护妇。她们每天为军人“慰安”的次数从三到二十余次不等，最高达到六十次，即使生病及月事，甚或怀孕、产后也不得休息，许多女性在尖刀威胁下被强迫卖淫。

然而尽管证据确凿，慰安妇们的维权之路却屡经波澜，日本政府至今并不真心承认错误，日本学界甚至一些政府人士仍然认为诸如慰安妇是“被强制征召”这样的说法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慰安妇并非性奴隶，他们只是被民间皮条客带到战区的娼妓，在韩国，几乎所有的皮条客都是韩国人”、“日本战时的暴行是杜撰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曾经这样说。

2015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在访美时回应慰安妇问题，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将二战“慰安妇”称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这种罔顾历史的行为甚至遭到了日本老兵的抗议。93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松本荣好直言斥责“安倍实在是太荒谬了，他说得好像他亲身经历过战争一样，但是他并没见过那些事情，而我见过，”松本荣好曾经在军队中担任卫生兵，他的工作就是为慰安妇做性传播疾病检查。

根据妇援会公布的数据，1992年时可以确定的前台湾慰安妇有58名幸存者，到2014年，全台湾幸存的前台湾慰安妇阿嬷仅7位，平均年龄88岁，而日本政府还没有道歉。

2012年12月慰安妇亚洲会议上，台湾慰安妇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希望下一代接过阿嬷手中的棒

在2014年“8·14国际串连，声援‘慰安妇’行动艺术抗议活动”上，妇援会执行长康淑华曾提出这样一个现象：“常常很多人问我们，‘阿嬷不是都逐渐凋零了，还能做什么呢？’‘我为什么需要去关心这件事？’从中感受到的是台湾社会对于这件事的不了解，淡忘或拒绝。对许多人而言，难以与七十年前发生的事产生情感上的连结；有些人则认为这是政府该关心的事，民间团体何必投入这么多的努力？也有人则担心会挑起国族仇恨，带来更多的冲突；更有少数的人质疑这些妇女当初到南洋充当‘慰安妇’的原因，而忽略她们遭受性剥削及国家和社会结构压迫的本质。”

不幸的是，康执行长的这番话还是在台湾社会中应验了。除了漠不关心这个话题的普通台湾人外，台湾绿营政党也一直试图掩盖或者淡化这段历史。

2014年4月17日，台湾团结联盟“立法委员”赖振昌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高中课纲公听会发言，反对历史课纲中将关于慰安妇的论述增加“被迫”二字；他说，慰安妇是否全部都是被迫的，学界还有争议，“教育部有什么证据说慰安妇百分之百都是被迫的？”担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的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欣纯则说，“历史是大家的”，不希望慰安妇议题模糊高中课纲微调的讨论。

在这次爆发的反课纲运动中，也多见绿营人士身影，甚至曝出民进党资助“反课纲”学生购买黑伞的收据。在8月4日活动高涨时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赴“教育部”门门前探视抗议学生，并席地而坐交流意见。对于绿营人士来说，阿嬷遭受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台湾曾多次举行慰安妇平反及抗议活动

当年被骗送往南洋充当慰安妇的少女，她们中很多人甚至没有今天反课纲的学生年纪大，却早早遭遇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正如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所说，今天学生们生在富裕的时代，“你们享有衣食无虞的幸福，你们不了解也不能体会慰安妇年代台湾人的穷苦与卑微，你们不清楚所谓生活逼迫可以葬送一个人到什么地步”。

其实台湾学生真的不知道台湾慰安妇的存在吗？当然未必。问题就在于，这些孩子成长于绿营执政时期，他们的头脑不仅仅被“皇民化”，也被“台湾化”，对于操纵反课纲议题的绿营来说，这也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伪造历史、否认历史来完成台湾的“本土化”进程，进而实现最终“独立”的目标。被他们掩盖的不仅仅是黄阿嬷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像黄阿嬷一样遭受非人折磨的慰安妇群体，还包括比慰安妇问题更严重、更惨烈的历史真相。

黄阿嬷至死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她生前曾经说过：“日本政府不要认为我们已经老了、等不及冗长的诉讼程序，即便我们死了，还有后人替我讨公道，日本政府一天不承认错误，我们一天不善罢罢休。”在阿嬷的心目中，她仍旧对下一代怀有期许，而且认为他们能够接过自己的棒，讨回公道。我们也希望下一代不要让阿嬷失望，不要让她们在饱受敌人蹂躏之后，又遭受到自己同胞和下一代的不解和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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