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日，黄阿桃阿嬷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她从印尼逃回台湾整整过去64年了。作为第一位公开控诉日军暴行的台湾慰安妇，黄阿嬷曾经勇敢地站出来，才让那段不为人知的台湾慰安妇历史能够为后人所知。

但黄阿嬷不会想到的是，四年之后，台湾爆发了“反课纲运动”，学生们竟然同意陈水扁时期课纲中有关“慰安妇是自愿的”说法，反对微调后的“被迫”说法。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黄阿嬷会作何感想？她拼劲一生想要争取的“正义”，没想到就这样葬送在了台湾年青一代的手中。

黄阿嬷年轻照

阿嬷的故事：“我是被他们骗来的”

在生前回忆录中，黄阿嬷这样向人们讲述她的故事：

“那时候我还小，二十岁左右。因为穷没法上学念书，就在家里煮饭、帮忙照顾弟妹。一次看到一张到南洋做看护妇的布告，那时战争的关系，待在田庄也没有工作，男女都有可能被调到海外，有工作职缺时大家都很愿意去，我就报名参加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黄阿桃和其他二十二名女孩子搭乘一艘军船，从高雄辗转到南洋，在望加锡（Makssar）登陆，后来又被带到巴厘巴板（Balikpapan）。黄阿桃还记得自己一下船，看到了一间一间隔开的房间，还有用砲弹箱钉成的床铺，当时还想“怎么会一人一间，是要做什么？如果是榻榻米式床，大家一起睡不是很好？”她不知道的是，这一间间的小隔间，就是慰安所。

直到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发现公司要“开业”，挂出的招牌竟然是“松之屋慰安所”，“那个时候我们全部都哭了。”当时这些女孩子年龄平均从17到20，年纪最大的护士长顶多也才23岁。大家哭成一片，妈妈桑就告诉她们“为了国家，为了政府，要打拼，要接受”。

按照规定，黄阿嬷们每天要接待20个士兵，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工作。“早上有士兵，晚上增加士官、军官来过夜，你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行”，每天的生活就是卖票、接客，就像卖车票一样，“一个门、一个洞，士兵拿钱过去，单子给你，叫你的门牌号码”，没日没夜的接客，但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钱。为了摆脱这种生活，黄阿桃夜夜哭泣，还和妈妈桑动过手，几次逃跑也被抓了回来。

这种身体上的折磨远未结束。因为身处战争之中，经常会受到炮火威胁。“一颗炸弹皮喷进去，最后我肚子中子宫都手术拿掉”，做完手术没几天，妈妈桑又强迫黄阿桃接客，“你也休息一二十天了，要为了国家服务”，阿桃只能躲在房间里哭，身处异乡又饱受欺凌的她当时绝望极了，“那时很想要死”。

离开台湾时，阿桃所签的契约是六个月，家人也满心以为她很快会回来。没想到，这一走竟然长达三年之久，直到日本战败，历经重重困难的她才辗转回到台湾，连家里的房子都不认识了，家人也以为她早已命丧他乡。

然而苦难并没有因为重返故里而结束。南洋那段慰安妇遭遇给黄阿桃带来了终生梦魇，在印尼她得过疟疾、盲肠炎开刀、右眼被炸弹碎片击瞎、腹部受伤子宫被拿掉。为了避免家人担心以及遭到白眼，阿桃一直将这些深深隐藏着心底。至于结婚的事情，她想都不敢想。“我的命这么苦，家里爸爸要逼我、妈妈要逼我，逼我嫁，可是我有苦衷不能结婚。”

不得已，阿桃又从家里出来到处流浪工作，先后到过到过台南、旗山、美浓，甚至还去帮人杀鸡、倒泔水。直到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嫁给一个外省老兵，还领养了一个孩子，才算过上了正常又清贫的生活。

黄阿嬷身上的伤疤

漫漫抗争路：“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日军”

阿桃的故事只是众多台湾慰安妇中的一个。而在1992年之前，这些故事一直隐藏在当事人心中，从未公之于众，直到台湾妇女援救基金会的江美芬找到她。

对于这些慰安妇来说，要她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公开指认日军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用尽一生，就是想忘记那段悲惨的遭遇，也不想被周围人知道自己曾有过那么一段不堪的过去。在江女士的不断开导下，勇敢的黄阿嬷也释怀了：“我想想，真的，是他们不对，他骗我们的，我们为何要哭给他们看，我们要坚强来抗议”，当年同去的姐妹死的死、伤的伤，黄阿嬷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人，为自己也为曾经的姐妹们讨个公道。

就这样，在妇女援救基金会的协助下，黄阿嬷们走上了漫漫抗争路。她们赴日参加求偿诉讼，半个月内曾出庭五次。1995年，日本政府主导成立亚洲女性基金，试图给每位受害者五十万台币“私了”，掩盖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和罪行，但遭到了阿嬷们的拒绝：“你政府来害我，来破坏我的青春，我一切的青春，（日本）政府要负责。”对于她们来说，年轻时候所受的屈辱，不是用钱可以弥补的，她们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个道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