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未来大国博弈的决胜战场是科技；决定科技战成败的将是AI

基本共识是，美国要在未来的世界秩序里维持主导地位，必须在科技上拥有优势主导地位。

美苏冷战时期，科技竞争主要围绕核能、航空航天等产业展开。今天，这些产业仍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赛道属于人工智能。

如今，人工智能是科技竞争（及“新冷战”）的决定性战场，而竞争和博弈主要在中美之间展开。

人工智能不仅包括软件应用，还包括整个上游体系——从半导体到能源。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都在朝这一方向努力。

——拜登政府时期，推出《芯片法案》，利用产业政策扶持半导体制造业在美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也将半导体产业回归作为最主要的议程

——发展AI也是共识，民主党和共和党只是在方法论上有分歧，民主党更注重政府的监管和引导（因为认定AI的内容也关乎国家安全），而共和党更倾向于放松监管。

——但在对“外国对手”能力的打压上，两党都不遗余力。这包括限制关键技术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中国AI技术进入美国，以及将金融战拓展到AI和相关产业

——AI是耗能的，因此能源独立也非常重要，成为供应链安全的一部分：美国不可能用第三方国家（如沙特）的能源支持自己的数据中心

在Zeekr工厂的车身修理厂内，机械臂正忙碌地运转。 《纽约时报》

3.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敌对方、威胁

具体包括几个方面。

1）认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挑战和威胁。这个概念，美国习惯用语为“foreign adversary”，可称为“外国对手”，也可以称为“外国敌对势力”，这个定义已反复被写入美国的各种法律。美国认定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大、最难克服的挑战与威胁。

2）接受中国将是国际秩序里的一个长期存在，是国际格局里的一极。美国不能再走“接触”中国的老路，幻想中国会照搬美国的模式和道路。“政权更替”也是不切实际的。美国得接受中国崛起的政治现实，相应的调整自己的位置。

3）对中国要进行打压和遏制。以各种手段（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限制、延缓、阻止中国的发展，保持并扩大美国针对中国的相对优势，确保中国的能力和地位不超过美国。

4）与中国实现长期战略“脱钩”。概念上，说“去风险”也好，“脱钩”也好，本质都一样，就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经济、技术领域的依赖和联系，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和“渗透”，以美国为中心，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绕开中国、独立于中国、联合牵制中国的地缘政治生态体系。

4. 在国际上，美国需要盟友和合作伙伴

具体有三条，

其一，美国需要一个由自己主导，其他国家地区跟随，可供自己生存、发展、繁荣的一个安全的生态体系（美国“势力范围”），

其二，美国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必须依靠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帮助

其三，基于此，美国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继续维护和盟友及伙伴的关系。这些能力资源包括美元体系、经贸往来、军事、科技及意识形态等。

其四，美国“久经考验”的核心盟友如下：1）五眼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中英国地位最高；2）欧洲（“欧盟”、“北约”、“跨大西洋联盟”）；3）日本和韩国（东北亚的小跟班）；4）墨西哥（美国的后院）；5）以色列（中东的盟友）。其他的，印度（南亚大陆/亚洲的盟友）也是美国要拉拢的重要合作伙伴。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内打击传统盟友的行为是共和党及民主党主流都无法接受的。如果没有了特朗普，其他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迅速调整、修复、改善和巩固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包括对欧洲发表严苛言辞的JD·万斯。

5. 美国不能简单地延续原来的模式，盟友和合作伙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美国新的政治共识里，美国参与国际秩序的方式将永远包含“美国优先”的要素——尽管未必使用“美国优先”这个具有强烈党派色彩的具体字眼。

换言之，过去由精英推动的带有较强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全球主义”等理念及方法论已经不再适用。未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将始终融入对美国本土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因此，美国不能无条件、无上限地对国际组织/体系、盟友及合作伙伴提供支持。

在美国主导的生态体系里，跟随美国的国家地区要参与分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包括与美国实现更大的贸易平衡，以及参与分担防务责任。

另需注意，由于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对手和挑战，这套体系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的。

将来，即便民主党上台，也必须遵照这套调整后的体系。这里可以提前预测：“美国优先”就是特朗普第二任的遗产，它将永久改变美国参与国际地缘政治、承担国际角色的方式。

欧洲之所以要扩大国防支出，并不只是应对特朗普个人（如果这样，欧洲可以一边斡旋，一边熬过特朗普不到四年的任期）。欧洲人已经看到历史拐点的到来，美国不可能再向原来一样无条件支持欧洲。欧洲也不能长期地、单向地依赖美国。

当地时间4月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企业搬来美国享受零关税和其他优惠。 社交媒体截图

以上五条，是我们可以梳理出来的真正的美国政治共识，也即“最大公约数”。如果剔除了特朗普因素，华盛顿可能还会加速朝这个方向聚焦和迈进。

如果说特朗普提供的是“不确定性”，那么以上五条提供的是“确定性”，可以帮助预判美国的中长期政治选择。

六、美国政治的“非共识”部分（即分歧及撕裂部分）

美国政治高度撕裂，所以非共识部分也很多，大多数和国内议题有关。这里只介绍一些与前述“共识”部分相关的一些议题：

——扶持哪些产业的问题（例如能源行业，化石能源 vs 新能源；还有对核能的态度）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例如是否搞产业政策；放松监管还是加强监管等等

——税收问题（边际上，是增税还是减税。例如，对大企业和富人应当增税还是减税）

——政府预算问题（假定预算总额不变，钱应当花在哪些方面）

——对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的看法（保守主义 vs 自由主义）

——对主体族群的看法（白人 vs 有色）及对外来人口（包括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的看法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分歧点主要在俄罗斯。以色列实际上也是争议点

——当然，最重要的分歧点在于对经济意识形态的看法，即左翼vs右翼，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减少经济分配不均，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最根本问题，但美国目前看不见达成共识的任何可能性。而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还会将国内矛盾外化，在国际上制造不安和动荡，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人工智能/自动化时代到来后，将加剧劳资矛盾（资本和企业会选择AI，而非人类劳动力），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最终，人类社会可能需要“普遍收入（UBI）”等机制才能解决分配问题。社会主义是明显的解决方案。而由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而且是模式的敌人、制度的敌人、意识形态的敌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等于“堵了”美国的路——美国什么模式都可以采用，唯独中国模式不能用。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而美国人偏偏不要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只能把矛头针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