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是全面依法治国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法理的真正自觉和国家管治理性的实质性展开，中国自信而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也包括独立思考和改造香港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另一方面是美国决定性丧失对中国“颜色革命”与“民主改造”的基本信心和期望，从全球战略上重新定位“中国威胁”和对华政策基准，采取了“新冷战”的基本路线，将中国视为“第二个苏联”——一个极具威胁、不可改造但最终“崩溃”的社会主义“帝国”。在蓬佩奥的铁幕演讲中，香港本来是中国民主化的“特洛伊木马”，却最终被社会主义的中国成功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力军和动力引擎。

蓬佩奥（资料图/美国政府网站）

香港属于“西方”还是“东方”，在中美关系质变之际不再是“无问西东”，而是归属性压力逐步抵达临界点。香港社会对于中美拉锯对自身的历史命运和价值体系的双向刺穿效应异常敏感，潜伏及活跃于香港平台的各方利益（包括内地利益）也在中美大局波动之际蠢蠢欲动，工于心计，将香港民主化利用来作为维护各自复杂既得利益的工具。

这些来自宏观的中美斗争、中微观的两制张力与国家制度大变革中的“变法”与“保守”的复杂矛盾，以及一种存续于香港本地的、抽象的“民主终结论”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对“香港民主”的道德热情，以及香港本土主义的青年运动的激进化，共同卷入了2010—2020这十年间的香港民主激变洪流之中。

这就造成了“一国两制”在观念共识与制度稳定性上的巨大波动和风险：

其一，特区政府有自治之外形，无自治之能力，“爱国者治港”被虚置；

其二，香港选举轮替和本土激进主义互为配合，颠覆性夺权威胁不断上升；

其三，香港法治与司法标榜的“普通法专业主义”可以维护商业利益、个人权利甚至民主激进权利，唯独丧失对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有效忠诚和制度维护能力，修例风波中香港司法成为最薄弱的法治环节；

其四，经历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违法达义”成为民主运动新伦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成为民主运动新纲领，勇武暴力成为民主运动新方法，香港的自治体系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其五，香港反对派无节制、无操守、无底线地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追求“港版颜色革命”，已完全不可能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内展开民主政治游戏。

这些风险因素不仅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危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在新时代的根本利益和发展大局。“必要性”创造法，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应运受命而生，不仅是为了“止血”，也是为了“再出发”。

这些新制度没有采取既往的“释法”路径，而是从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的高度，从立法者直接的宪法权限和政治决断层面，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进行严肃诊断和修补。

新制度是国家的垂直立法，是饱满的国家政治意志和国家理性的制度性回归，其所填充的正是“一国两制”初期实践中最为匮乏及制度赤字最为严重的“一国”之法权空间。

国家权力在“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时段或许并不显山露水，但在国家根本利益严重受损时必然“触发”行动动机和条件。“一国两制”在国家权力具体建构上或许较为“粗疏”，放任香港高度自治，甚至“井水不犯河水”，但“一国两制”的“一国”本身在法理上和政治意志上从来都是道德充沛与行动逻辑强大的。

“释法”是小修小补，是原则性信任香港自治体系能够解决问题，只是需要中央“提个醒”，但垂直立法不是小修小补，不是仅仅“提个醒”，而是大刀阔斧，是结构性的制度改造。

这种从严格国家利益出发的制度改造，当然不符合香港反对派的政治利益和民主路线图，更不符合外部干预势力的霸权利益和颠覆中国的“民主全球化”路线图。但新选制就是要进行香港的民主改造，矫正香港民主的民粹化和分离主义歧路，确保香港在中国真正自主性的新时代改革道路上“不掉链子”，“不使绊子”，而继续发挥其联通中国与发达世界体系的正面功能。

因此，我们必须看懂中央治港的辩证政治逻辑：一方面是全面管治权逻辑下的制度性拨乱反正，坚决堵死香港“颜色革命”的任何通道及对国家主体制度的威胁性；另一方面继续保障和加持香港的国际地位，推动香港新发展动能的聚集和释放，比如近期“前海方案”的强力助推和引导。

“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辩证法，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