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内外，林肯（一八〇九至一八六五）绝对是一个神话，能够满足各个阶层的想象与崇拜需求。这种神话性根源于林肯身上所富集的诸多的辩证对峙特征：他是西部领地上的“伐木工”，又是美国民主史上最有权势与威望的总统之一；他是美国宪法的破坏者，违宪中止人身保护令并实施特别军事审判，又是美国宪法最伟大的守护者和开创者。

林肯的政治成功展示了开放性与公正性，而其在违宪与护宪之间的毁誉漂移，则是其律师职业与政治家理想的冲突表征。林肯是“法律人政治家”，不是职业化的法律人，也不是单纯的政客，否则他很可能拘泥于当时法律人的保守主义与形式主义（比如首席大法官坦尼的司法哲学）而丧失其政治进取的历史空间，也可能如其共和党激进同僚们在胜利刺激下罔顾美国宪法的根本教诲与重建美德。更重要的是，他牺牲了，成了美国内战的最后一名烈士，以其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宣扬的“牺牲美德”自我成就，求仁得仁。

林肯是美国宪法史上的大立法者，而不是一般的总统或议员。他所奠立的是美国宪法新的正当性基础：普遍的自由，即平等。该核心价值比照的是一七八七宪法中的自由和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罗斯福宪法（即桑斯坦所谓第二权利法案）中的安全，由此形成美国宪法核心价值的完整链条，而林肯是最关键的链接点。林肯的所作所为是在重新铸定“美国民主”（弗莱彻），向偏重于白人自由的一七八七宪法肌体内灌注了平等的基因。

林肯革命不仅为美国带来了数量惊人的黑人公民，更为美国宪法凝聚了无比的道德资产。在林肯开启的新时代，美国告别了旧有的“一国两制”，以共和原则与联邦公民权完全刺穿了一七八七宪法无法穿透的州权壁垒，回应并完成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呼吁的人民主权建国理想。林肯更是穿越时空，成为孙中山一代中国民主革命者崇拜与模仿的偶像，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与立宪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二〇〇九年是林肯诞辰两百周年，二〇一五年是林肯遇难一百五十周年，这位为人类民主史探路的伟大政治家，理应得到恰当的回溯与重估。

詹姆斯·麦克弗森教授的这本《林肯传》写于二〇〇九年，中译本出版于二〇一五年底，就是为纪念林肯而作，大家小书，短小精悍，朴实中闪现跳跃，是为林肯的人民而作，不是为学究、法官或书商而作。

政治与法律之间

林肯的一生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有着太多的纠结。对林肯而言，法律是职业，而政治才是理想。正因如此，他是“达”则进身政坛，“穷”则返身律所。他在政坛的几起几落，既是美国民主政治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向规范的政党政治转型的缩影，也是其政治人生与法律人生交织互济的证明。《林肯传》用了很大篇幅描写了林肯的律师职业与从政经历之间的互动关系。

律师林肯

那么，法律职业到底赋予了林肯什么呢？在林肯的青年生涯中，西部伐木工与职业律师是两重最重要的个人形象。伐木工固然拉近了林肯与底层民众的距离并被后来的竞选造势成功利用来诠释美国梦，但就事实而言，这也只是表明林肯与西部开拓者有着共同的身份和经验，并不能充分支持其竞选胜出。而且，伐木工是个人奋斗的典型，尚未触及林肯与人民之间的拯救意象。

拿斧的林肯像（F. A. Schneider作，20世纪早期绘画）

律师职业提供了这样一种机缘。林肯是极其勤勉和睿智的律师，每年办理上百起案件，所涉及的并非可以在美国法律史上轰动一时或彪炳千秋的里程碑案件，而是与底层民众权利息息相关的侵权、债权、继承以及商业案件。林肯充分利用律师执业及巡回代理的机会考察美国社会与政治，开始逐步形成自身对美国政治主要议题包括奴隶制问题的独特看法。

当然，同期的林肯还有着州议员或联邦议员的政治经历，但如果没有律师职业造就的智慧与雄辩，其政治生涯之开拓进取不可能十分顺利。法律职业是林肯的立身之本，为其建立了与基层社会牢靠的相互信任关系，而其议员经历则属于这一信任关系的扩展与加固。律师是社会的医生，律师职业要求高超的职业技艺和悲悯的道德情怀，仅有前者可以成为一流的律师，但兼备后者却可以成为一流的美国政治家。林肯是二者兼备的，他与律师同行分享的是职业技艺，但超出的则是一种悲悯的美德。若非对奴隶制以及美国社会其他深切痛苦的切肤体验与悲悯，林肯怎能获得废除奴隶制与重建美国社会的超强政治意志与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