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1908年的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国，并借此一举赶超英国，我们至今能从文学作品中读到当时美国的繁华和蒸蒸日上，可见对大规模工业化而言，6.94的资本产出比不算高，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4.93已经算是优秀。

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效率又大幅提高。从1980年到200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仅为3.91；而美国从1980年到2009年资本产出比为6.82，效率大为下降。此消彼长，最近三十年中国资本效率大大领先于美国。

总的看，中国自建国以后六十年（1950-2009）资本产出比为3.96，资本效率高于美国，同期美国资本产出比为6.19。（表2）

表2中，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52-1961)，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11.11，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后（2000-2009年）的11.92。实际上，这期间中国正常的资本产出比差不多是1952-1959年的3.24，但“大跃进”极不务实的经济政策造成了资本产出比的畸高。

同样，文革的影响也使1970-1979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狂升至5.45，比美国同期的5.42还略高。但是，即使受文革的严重冲击，这时中国投资效率仍然好于上面美国1869-1908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6.94。

事实上，上世纪以来美国除了受二战刺激（1940-1949）外，资本产出比从来没有低于4。中国则只有政治运动干扰经济最剧烈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资本产出比超过4。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十年平均的不变价资本产出比基本保持稳定，资本产出比从上世纪90年代的3.80温和上升到了本世纪头十年的3.95。

综合表1和表2，中国投资效率显然是高于美国的。但是，与日本比怎么样？日本是成功赶超的典型国家，投资效率在其赶超阶段公认是好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老师”之一，我们在本文一个更详细的版本中也通过比较中日资本产出比，系统比较了中日投资效率的历史状况，结果发现，中国的改革以来的投资效率也好于日本在二战后赶超阶段的表现。（5）

资本产出比显示：中国投资效率系统性的和历史性的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既然资本产出比是投资效率的最直观反映，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上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下降了，但又从1990-1999年的3.80上升到了2000-2009年的3.95，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投资效率会逐渐下降？中国资本产出比上升的原因又在哪里？

资本产出比的升高或降低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随着一国经济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以及相伴的大规模城市化，人均固定资本持续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Labor Saving Technical Change)和相应的资本积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言中，又被称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历史趋势（6），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也包含类似想法（7）。

其共同的内涵是：在工业化由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国民产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会变成物质资本的积累，使得整个社会中物质资本（C）存量不断加速增加，人力资本（V）增长相对落后，C/V的比例的提高就表现为资本产出比上升。表1中可以看到，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产出比都经历了一个上升、平稳、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与美国相比，中国资本目前的产出比算是很低的（1982-2011为3.83），现在的上升趋势从历史上看也是比较慢的（2000-2009为3.95），目前仍然低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5到8的水平。从表1知道，要实现现代化，资本产出比达到6以上属市场经济的正常水平。目前中国4左右的资本产出比可称优异，而不是低效的“粗放增长”。

既然数据系统的显示出中国投资效率显著高于美国。但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日常印象都是美国企业效率更高呢？美国有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秀企业，效率世界领先，为何整体投资效率比中国还低呢？

美国的资本毁灭拉低了总资本效率

美国的投资效率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还是比较好的，但其实不高，这是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的。美国知名企业的效率确实很高，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都非常强，但这些个别企业的高效率是以整个社会的高投资浪费作为代价的。美国式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非常显著，过度投资和资本毁灭交替出现。

马克思、凯恩斯（8）等人在3-5年的周期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随经济繁荣和衰退交替的投资过度和消灭，造成美国投资效率整体比中国低的主要是这种周期下的资本毁灭。美国在更长的时期内，即在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时间尺度，则发生了产业整体衰退。

观察美国自大萧条以来的总投资率和净投资率，我们发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平均总投资率并无显著下降，但平均净投资率的则在稳步下降，这反映了美国产业衰退的大背景。

总投资率与净投资率的差额，在会计上等于资本消耗率（Consumption of Fix Capital, CFC），也对应GDP和国民生产净值（NDP）的差额；具体说，CFC等于企业正常运营的固定资产每年产生的折旧，加上由于企业破产等原因导致的固定资产毁弃，折价处理等造成的价值损失（9）。因此，从数量上看，由于在经济衰退导致总投资率下降时，企业破产导致资本毁灭大幅增加，净投资率就会加速下降；而总投资率回升时，净投资率回升的幅度总不够补偿当初的下降。

大规模的资本毁灭既使幸存的企业效率极高，也同时拉低了美国整体投资效率。在这些3-5年的周期内，刨掉对资本正常折旧的重置投资后，成百上千亿的资本被消灭了。在遇到极严重危机时，净投资率更会直接变成负的。

例如在次贷危机后所发生的情况。自2008年后连续四年，美国净投资率都小于0， 2009-2012年分别为-1.19%，-1.36%，-1.05%，和-0.42%。同期美国现价GDP则分别为144179亿美元，149583亿美元，155338亿美元，和162446亿美元。相当于经过新成立企业投资和已有企业追加投资的冲销后，这期间美国仍有共6048亿美元的资本毁灭没有得到补偿。更具体的美国资本毁灭情况我们将另文报告（10）。

当然，同是市场经济，中国也有众多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也存在资本的损失，但是反映到宏观层面，中国总体的资本效率仍然高过美国，这就说明我们整体资本毁灭率必然较低。中国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保证了投资平均成功率较高，又避免了美国式经济周期大幅震荡的影响，使得中国企业近三十年没有遭遇过严重衰退时不得不大量破产的窘境。

史正富指出：中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总体上一直持续高位运行，这恰好对应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二十年中持续高位运行，缔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比较有效地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巨幅波动，其背后的动力在于中国拥有以“三维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1）。

结果是，在高速平稳的增长中，中国企业虽然也按照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但总体上看并未发生大规模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产能在某一时段或某一行业会过剩，但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总会把过剩的产能及时消化，企业也就不会发生经济衰退中的“猝死”而造成如正常市场经济中那样大规模的资本毁灭。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的投资效率在总体上高于美国，与美国单个企业效率高，这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互补充的。上一节我们看到的美国1973年后投资效率的下降不是偶然的，观察美国产业发展的历史，近些年较新的投资中新兴产业的比重很大。众所周知，高新科技具有失败率特别高的特点，成功的企业往往不足以弥补整个高科技行业大量的资本毁灭对资本效率的拉低。因此可以说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两个创新推动了资本毁灭率的提高：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逐渐转向虚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开始。

未来中国当然也会大力发展失败率高的高新科技，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发挥制度优势，在有效避免美国式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的同时避免美国式的过度金融化，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这样，中国不但整体的投资效率仍然可以保持高于美国，同时也会不断涌现效率特别高的企业，因为高效率企业的出现并不需要像美国一样以整体投资效率大幅下降为代价。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投资效率令人满意，那么，从劳动投入的角度看中国增长的效率如何？

的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保证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下图所示。（图1）

如图1所示，1978 年至 2011 年我国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 0.16 万元跃升至 2.022 万元（1990年不变价），增长了约12倍。可见，虽然这期间中国发展中城市化与农民进城务工的规模史无前例，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彰显的“效率红利”才是真正精彩的。

中国劳动增长率的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成绩。按上图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83%，自1994年以来更是高达9.26%。而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达到这种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我们按照Gordon（12）的数据计算，发现自1960年代以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从未超过2%。最高是1964年到1972年的1.94%，最低是1978年到1987年的1.37%。“新经济”以来二十年平均增长率约1.7%左右，也并不是很高。再往前一个世纪，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过英国，但美国自1835年到1909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约为4%，扣掉劳动力增长，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还是只有2%左右。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只是源于工业化引起的农业占比下降这一结构效益，而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劳动力得以实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从农业向工商业的大规模流动。通过农业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换，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全面推高中国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