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电视台2009年播放的纪录片《甘肃古事之千古遗恨秦公大墓》里，曾详细记载了那个时期盗墓的猖獗程度。当时参与集体盗墓的大概有两万余人，大墓被挖的千疮百孔，地面到处是巨大盗洞，几乎没有人站脚的地方。盗挖活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白天黑夜不停，甚至现场还有人卖酿皮、凉面、卤鸡蛋、卤肉。

观察者网：您对礼县比较了解，有没有听说当地的一些盗墓故事？

孙皓晖：秦公大墓我去过两次，甘肃礼县的盗窃确实很严重，在历史上曾经几次被盗，丢失的文物非常多，这个问题在新开掘地区尤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比较严重。最遗憾的是，一些刻有铭文的文物也被盗走了，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物，给研究当时历史以及墓主人身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其实不止礼县，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盗墓现象。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凤翔被发掘出来的秦公一号大墓也曾遭遇了惨烈的盗墓，几乎是发掘出来就有了被盗的现象，包括用来建造“黄肠题凑”（观察者网注）椁具的柏木，是非常珍贵的木材，而且这是中国迄今发掘的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但是也发生了被盗现象，非常令人惋惜。

为了减少损失，国家也在逐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迅速展开补救工作。在大堡子山盗墓活动开始后不久，甘肃省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时8个月的抢救性发掘。自2004年始，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2006年度重点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进行发掘。

一号大墓

远眺大堡子山

观察者网：目前礼县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

孙皓晖：目前礼县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精力，有两支考古队常年驻扎在大堡子山，当地也很重视保护和发掘，我们这次去就是参加当地的遗址建设工作。

早在1997年，甘肃省政府就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列为全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公布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保持范围。2001年7月，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又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全国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还多次组织类似于“礼县先秦暨三国文化研究会”、“全国秦人西垂文化座谈会”这样的学术活动，加深对早秦文化的研究。目前已在遗址基础上建立了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俨然成为了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

而这次的32件秦代文物能追索回来，也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分不开。被盗文物在90年代初期流落到国外，199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首次在法国发现了这批被盗文物。2005年，为追索文物建立了确凿的文物被盗流失证据链。五年之后的2010年，中国向藏有流失的文物外国机构进行了追逃。直到2014年，中法联合专家组实际调查，并最终确认了这是中国的流失文物。

而具体到和文物所在国法国的沟通上，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证明这个文物就是我们的，也就是要建立确凿的文物被盗流失证据链。因为很多文物在被盗之后并没有报案，公安部门缺少这样的记录，给后续取证带来了很大难题。

还有个问题在于，当时这批文物已经被两位收藏家捐赠给了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根据法国的法规，国有财产不可转让。最终，法国政府决定，促成文物的收藏者同意撤销对博物馆的捐赠，文物从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又重新回到了两位收藏家的个人手中，再由他们将文物返还给中国。为此，这次归还行动也被称为法国的“外交噩梦”。

从90年代初期流失海外，到2005年官方致函交涉，再到2014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时，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再到今年7月文物最终回归故里，二十多年的历程走的并不轻松。目前已知大堡子山流失文物中有线索的有81件，发现确认的国家和地区有英国、比利时、日本等，文物回家的路依然漫长。

采访快要结束时，孙皓晖教授再次告诉观察者网：“其实我今天想说的主题就一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掠夺我们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过去国家在这方面可能疏忽了，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现在无论是国民素质还是监管力度都有所提升，但还是不够。政府在监管上还是不得法，我认为国家应该从制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靠民间自发的捐赠和回购，我们对民间私人收藏的文物如何实行回收政策，对流失外国的文物如何采取外交途径追回，都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工作。”

“黄肠题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流行于秦汉时期，即椁室为四周用柏木枋（即方形木）堆成的框型结构。黄肠是指黄心的柏木，即堆垒椁室所用的柏木枋木心色黄。题凑是指枋木的端头皆指向内，即四壁所垒筑的枋木与同侧椁室壁板面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观察者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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