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理论？

但为什么追求理论，而不坚守历史呢？

传统中国对许多问题的正当性回答往往就是回顾和叙述历史。“率由旧章，不愆不忘”是中国人的古训。“自古以来，如何如何”更为当代中国民间称之为“大杀器”。但在不再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现代社会，在强调改革鼓励创新的当今中国，尤其是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逻辑已重塑当代国人基本思维方式的社会氛围中，这种曾经强大的基于历史事实的话语之说服力已大大弱化。这不仅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更反映了这一变化已引发当代中国整体社会文化从人文经典权威导向更多甚至全面转为科学技术导向。今天所有人也都理解并遵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仅仅是“值得注意”或“前事不忘”而已，人们不愿仅仅成为以往的延续，成为历史的奴隶，而且他们还常常无法从历史的自然叙事中获得足够思辨的智识满足。这其中有一个休谟问题，即人们无法从实然中获得应然。在社会领域问题，今天人们常常不满足“是什么”，总希望了解“为什么”，不仅希望了解过去“曾如何”，还希望了解此刻或今后，因为什么因素，“还可能如何”。他们起码也希望感受到一种智识的说服力。对于今天的许多读者，中国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种历史叙述远不如因为哪些基本约束条件或变量，中国才如此这般的论证，更有说服力，也更凝练——即便这类话语一定不如历史话语生动、有趣、丰满、诡诘，也即便人们其实也很少一丝不苟地遵循理性教诲。同世界大多数人一样，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其实更多走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之间。

如今人们更喜欢论理，这也与理论的特点相关。历史往往给人启示，但启示只是联想，或是类比。联想或类比很可能只是触动了联想者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即便感触很深，却也完全可能似是而非；我们无法自信自己的联想或类比是否真有道理，与自己的当下关切是否真的有关；不同的人从同一历史叙事或轶事中获得的联想、启示或类比很可能相当不同。例如，近年来人们常提及“修昔底德陷阱”。但这最多也就是个告诫。人类的这类告诫很多，常常相互冲突，想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与“三思而后行”。但真正重要的是此刻该三思而行呢还是该当断则断？无法指导行动，这类告诫或警示也不会推进更深入细致分析和理解。而且，援引“修昔底德陷阱”，这所谓的警示或告诫，也完全可以为双方用作战略威慑和欺骗。现存大国可能以此来藏拙并有效遏制崛起大国：“再往前走，你就掉坑里了”；崛起大国则可以以此来安抚欺骗现存大国——“放心，我不会过分，我知道前面有坑”等等。如果仅被视为事件的时序排列，这种历史就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无力指导我们决策和行动。理论也会有错，即便源自经验，理论也未必有助于更成功的决策和行动，如果理论的重要条件或变量没有切实的经验支持。但相比之下，作为经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抽象和一般的体系化知识，只需对一个理论的主要变量和显著条件予以明确限定，就可能从中分析、演绎出一些可从经验上考察或验证的预测；甚至可以将原先从不被认为相关的变量勾连起来，提出一些虽不确实但有道理能开脑洞的假说或解说。

本书就希望基于一些历史经验和常识，就中国的宪制/构成讲出一番道理；用一种有关制度的理论话语来解说，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这要求更强、更集中以及更系统化的问题意识，力求脉络清晰，逻辑紧凑，回答简洁。尽管会涉及许多历史，但它关心的并非历史中国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不是那许多精细且耐人寻味的细节。甚至，说是“宪制”，却也不是历朝历代重要制度的沿革和承继，而是一些重要制度及其针对的各个社会难题，是这些制度各自及其总和与历史中国之构成的结构功能关系。它关注的其实不是一个个坚硬历史事件或人物与历史中国宪制的实在或“本质”关系，得意忘象，它只试图借助历史中国的一些制度常识甚或一个事件来回答一个其实不可能有最终和准确答案的有关历史中国宪制的智识问题。更喜欢理论思维、了解一些中国历史常识的读者，或许觉得这种分析说理更有意思，更有启发，更有说服力——即便他们最后判断这本书缺乏说服力。

我更希望经此激发中国学人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宪制经验，以及其中的理论意味。避免在分析讨论历史或当代中国宪制和法治之际，或是应对当代中国的其他相关难题之际，不接地气，习惯地甚至理所当然地以某种纯基于某外国经验的宪制或法律理论来套中国，觉得可以，继而建议，这里切一刀，那里砍一斧。不是排斥外来理论，而是外来理论不可能替代中国学人对本国具体问题的思考，即便运用的是外来理论。即便仅就学术理论发展而言，一个中国法学人起码也有责任更多从自己身边的经验开始，提出和发展理论，思考人类社会的一些大政治体的宪制。

不光有高大上的追求，我还有矮小矬的顾忌。未受过科班训练，对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若真讲开历史，那可真是无知者无畏了。我还知道，多读书也没用，因为今天已不能指望对许多历史问题学术最终会达成共识。尽管不可靠，甚至非常不可靠，但从理论上看，有时，只要把一件事的事理讲清，把一个问题分析透了，仍可能概括抽象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有些道理并不需要在一块石头绊上许多次才能明白。鉴于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以及，与太多国家的——相对而言——一次性历史不同，中国历史有多次“从头收拾旧山河”，又有“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种会令一些学人哀叹的制度“停滞”，在我眼里，就是——至少可能是——制度的恒常性或规律性。其本身就说明了什么，甚至就自证了其“宪制”身份。面对相同的麻烦，历代王朝采取的不同制度措施，如秦汉唐宋明清针对游牧民族以及长城的不同对策，留下了不同经验教训，在有实验眼光的学人眼中，则是典型的自然受控实验。通过对单一人和事的分析考察推理有可能提出有道理的理论命题或假说，即便无法完全确证，也可能融贯地解说一些或更多相关的甚至原先不相关的经验材料。

甚至理论话语能掩饰或宽容我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过时和不完整的理解，或引用材料的偏颇、遗漏、失当甚至并非毫无根据的曲解。这类问题都会是枝节，重要的是这个关于中国的历史构成的理论分析论述是否成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我只能分析论述在一些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下相关制度发生的基本逻辑和结构。概括、省略、侧重（偏颇）不可避免，甚至必须。换言之，我必须“偷些懒”，才可能做成这件事。

人不可能看到历史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书中的许多解释都有意无意省略了或错过了众多因素，包括许多定论。我更多使用了功能分析，解说某种社会实践或制度对于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整合的作用。但功能分析是研究者的事后分析，能说得通，却很难验证。只展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敢妄称其真实或可靠，更没打算接近真理。

但这不意味着功能解释只是一些胡思乱想。因为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解说力和预测力，而不在于它的“真”。我们其实无法比着历史这把尺子来评判理论，也没必要。理论的功能就是组织起一系列理论命题，将原先看似散乱的材料予以系统化。最好是能从中发展出有预测力的假说，然后以经验材料予以验证。但以能否验证来评判理论，也可能误解了理论。因为，非但社会科学的理论，即便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并非都可以一一严格予以经验验证，许多只是能对大量经验现象给出逻辑上统一和系统的事后解释。天文学上的大爆炸理论，从猿到人的进化论，都不因为它们得到了经验验证，而只因为其强大的经验解说力。至于有关美国宪法的种种所谓理论，更是没有一个能自我融贯的甚至相互兼容的，更难说放之四海了。

一旦提出了有道理即便未必正确的理论，因理论的引导，就可能令人们有新的视角，或提出一些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就可能令研究者重新审视那些被人翻烂了的历史，从已经被人挤轧了千百次的文献中，蓦然回首，发现了，甚至重构了一些新史料。赵鼎新就曾以史书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主动攻击他国的次数来测度、排序各国的军事实力；又以主动进军一方的进军距离来测度、排序各国的军事实力和各国军事实力的消长。其实这些记录一直都在，这些数据此前却不曾被创造出来。因为即便古代学人的世界观不将主动进攻他国视为一个道德问题，他们也很难将主动进攻仅仅视为一个军事经济实力问题，他们更无法获得精密的现代地图，从地图上系统测度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进军距离；其他更精确的测量或记录则更不可能。

有时，提出，或仅仅从其他领域中引入新的理论，也会提出一些先前无法想象今天看来却言之成理的问题，会勾连一些之前无法勾连的变量，获得一些可疑甚或最终被否弃却仍然有意思的回答。根据数量经济学的气候假说，有经济学者已将中国历史上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的原因归结，从不同文明程度或不同文明类型，转向历史中国长时段的气候周期性变化。

这也意味着，本研究追求经验的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不是——甚至痛恨——形而上的政治法律哲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