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的叛乱战争”这个概念从几个方面挑战了我们对所谓的“重建”的理解。关于这段复杂时期的文献资料（大多数的起始时间是1863年或从1865年至1877年这段时间），非常成熟且很有深度。它们主要关注脱离联邦的南方诸州，涉及的问题包括政治上如何重新统一，以及如何从奴隶制向自由过渡。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叛乱大多发生在这些地区，原因在于奴隶制被废除后，奴隶主未能得到赔偿。土地、劳动力和财产权等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联邦政府继而开始干涉外密西西比西部以外的地区。在美国西部和南方，联邦官员——大多与共和党结盟——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关于劳工、信仰、家庭生活、纪律、性行为、财产权和土地使用的规定，目的是使这些地区及其居民完全融入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的美国。不服从这些规定的人，尤其是原住民，将受各种处罚，从镇压和监禁到剥夺公民权和放逐。这可以说是由强烈的帝国意识驱动的建国事业。

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如今的历史学家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基本共识：资本主义扩张是欧洲人向北美大陆，尤其是在从切萨皮克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一个辽阔的新月地带移民的核心动力。在那里，奴隶种植园为国际市场生产主要农作物，并在19世纪以后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少在18世纪初，一个以商业和强迫劳动剥削为主的大西洋世界业已成形；到了19世纪初，它的影响力更大。不过，这应该是一个时间跨度更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系”逐渐在美国生根发芽。

一方面，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遇到了极强的阻力，包括以自给自足和地方贸易为主的家庭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悖并使商品和服务市场受到限制的奴隶劳动，以及大众对纸币和银行的敌意。笔者认为，该时期发生的主要变化是市场强化，即人们更广泛地参与市场，而不是生产、交换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虽然州政府等地方政府在促进商业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给运输公司和银行发放许可证——但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财产关系只是逐步站稳脚跟，部分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是否应插手这些领域这件事本身就争议重重。

另一方面，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原住民群体——部分群体在经济上充满活力，政治上富有攻击性——这些社区的劳动分工、性别关系、社会等级制度、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形式，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更不用说关于时间、空间和精神的观念。虽然美洲原住民和欧洲人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通商的“中间地带”，但这仅仅显示了原住民经济模式的灵活性，而无法证明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19世纪的美国几乎连年爆发激烈冲突，其实质是为了决定哪种社会组织形式将占据上风。直到战争爆发，当一种新型中央政府站稳脚跟以后，天平才彻底倾斜。

事实上，战争不仅巩固了民族国家，还使新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阶层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在共和党盟友的帮助下，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中的发展。他们尤其看重外密西西比西部的开发。在军队、法院、国会，常常还有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铁路网，消灭阻碍他们的原住民部落，大力发展采矿业，并试图将不断增加的劳动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很快将目光转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随后在太平洋地区的冒险奠定了基础。在许多方面，战后的西部和南方曾一度几乎等同于东北部的“殖民地”，并成为重新组织起来的帝国的试验场。比如，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这里的人遭受的无情剥削以及不得不与各有色人种接触，无论是原住民、西班牙裔，还是非裔。

不过，资本主义在获得巨大发展动力的同时，在19世纪下半叶也引发了激烈的抗议。一些最坚定、持续时间最长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南方和西部拥有深厚的基础，从“劳工骑士团”到平民党运动，从亨利·乔治和爱德华·贝拉米的追随者到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这些“边缘”地带因为民众运动和政治实验而动荡不已。这些运动主要围绕着“反垄断”意识展开，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欧洲革命流亡者传入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运动参与者在工作场所和政府中争取权力，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关系和价值观以及似乎在背后支撑着它们的政治腐败，希望动用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内的政府力量平衡双方的权力关系，使其更有利于“生产者”，而不是“富人”。在一些地方，他们设计了建设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有效替代方案。这些方案与资本主义扩张共同将美国与大西洋世界和太平洋世界联系在一起。

劳工骑士团罢工行动（图源：网络）

这些社会和政治斗争发生在国际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时——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并与之密切相关。这些冲突有时非常激烈——在当时的工业国家中，美国的劳工运动最为暴力——政府常常需要动用军事或准军事力量加以镇压，这使人们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危机感。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常常被提及——当时工人们控制了法国首都，寻求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正义，但最终遭到政府当局的残酷镇压——有人认为它象征着美国劳工运动的潜力，也有人用它来提醒人们应当警惕劳工运动。其结果是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前20年的“重建”时期——这是笔者的说法，习惯上它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社会、劳工、政治和企业等领域的改革者努力重新构建国家权威、工业所有者和投资者的产权关系、工作的组织方式、大众的政治参与、社会责任的性质以及帝国武力的影响范围。重建是在反资本主义运动失败后进行的，因此也反映了这些运动的影响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

所以，不妨在全球背景下再现1830年至1910年间美国的转型。其中地理范围涵盖大西洋、加勒比地区、中南美洲大部分地区，以及逐步发展的太平洋地区。影响力、权力和意义的边界不断被跨越。我们无法孤立地思考这一时期——或者说任何其他时期——在美国发生的任何一起事件，而国际舞台同样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发生在美国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国家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有明确边界，这些边界划定了主权和财产的范围。与之相反，帝国虽然可以扩张和收缩，却没有真正的边界，而往往与载体、权利声索和联盟相关。因此，从19世纪30年代墨西哥北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冲突，即当时所说的“得克萨斯革命”算起，当时的美国已经具有帝国野心；最终将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并将再次回到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地区，因为20世纪的一场大革命既定义了民族国家美国的帝国扩张的界限，也预示了美国在下一个世纪将面临的新的挑战。

（本文摘编自史蒂文·哈恩 所著《美国的内战与重建：1830—1910》一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考虑到阅读体验部分内容进行了去第一人称化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