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历史从来很复杂，但1830-1910这80年，可能是美国史最复杂的一段。除了人们熟知的南北战争，白人与黑人的多重复合关系，还包括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国际冲突，美国吞并夏威夷与菲律宾的扩张努力。本书雄辩地证明，美国从英国脱离出来，并继承了后者的帝国体制（尽管把联合王国改成了合众国），经历了这80年之后，美国才真正蜕化成了世界性的帝国。史蒂文·哈恩所著的《美国的内战与重建：1830—1910》，为人称道的是它的多元视角，不是以白人–政府–资本家作为叙述主体，黑奴、工人、民众同样在书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探照灯好书评委 |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史蒂文·哈恩】

1830年至1910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以及和它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此期间，人们的生活、工作、自我认知、维持生计和争夺权力的方式均出现了巨大变化。诞生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塑造了并持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

美国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了十倍以上；地理边界从密西西比河向西拓展到了太平洋沿岸，随后更是延伸至太平洋；南北战争爆发；存在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非裔美国人奴隶制被废除；曾主宰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原住民饱受压迫，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保留地内；经济、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大批欧洲和亚洲移民渡海而来；反对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发动了征服墨西哥、古巴、菲律宾的战争；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扩展到西半球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

美国在这几十年里，从一个以农业为主、中央政府相对软弱、各州和“边缘”地区相对独立的国家，发展成一个社会彻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所谓的“漫长的19世纪”的结束，到了1910年，美国已跻身全球强权国家之列。

那么，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当如何解读它们的意义呢？不难想象，几乎每个重要问题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分歧。美国治理模式的特点是什么？美国政治的轴心何在？奴隶制的影响范围有多大，它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有怎样的关系？围绕着奴隶问题不断加剧的冲突如何演化为内战，内战又在哪些方面改变了这个国家？政治暴力和征服对美国的发展有多重要？阶级、种族和性别关系是如何构建的，它们如何成为变革的动力？美国的工业化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快速发展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19世纪后期的民粹激进主义及其与进步主义的关系？美国从何时开始被视为一个帝国，帝国又是如何构成的？

这就要不仅以东北部为原点向外看——无论是向东跨过大西洋还是向西跨过北美大陆——还会从太平洋和外密西西比地区向东看，从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盆地（Caribbean Basin）向北看，时而还会从加拿大向南看。很多历史学家为此也就认为：美国最初是一个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参与海外征服和对外贸易，逐渐成为一个帝国。

其实，美国继承自英国的治理模式本身就是帝国的模式。换言之，从合众国诞生之日起，美国就是一个对美洲大陆和西半球具有重大帝国野心的联邦，许多目标是由奴隶主及其盟友推动的。经过19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政治、军事斗争之后，美国才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与其他国家类似的民族国家。这个新美国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帝国特征，它们先是表现在南方和外密西西比西部，然后是走向海外。

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争论涉及19世纪前期社会、政治冲突的性质。此前几乎所有论述都将美国划分为奴隶制合法地区与非法地区，划分为“南方”和“北方”，并将“地域主义”视为政治的主轴。本书虽然明确承认深南部（包括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确实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奴隶制社会，上南部（南部偏北的地区）出现了程度稍轻的奴隶制社会；但同样主张，奴隶制在19世纪前60年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吉姆·克劳种族主义最初出现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那里的奴隶制当时正逐渐被正式废除。因此，所谓的“地域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事实，不如说是围绕着奴隶制的未来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建构。而且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并不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斗争，而是东北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之间为争夺整个大陆乃至整个西半球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奴隶主和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主义者（主要在民主党内）结成联盟，而该联盟的破裂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战争。

密西西比河流域作为19世纪上半叶另一个发展区的重要意义，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直到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美国史著作带有浓厚的“例外主义”色彩——不仅在于其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还在于它们叙述许多故事时囿于国界。近年来，早期美国学会等，特别是那些研究奴隶制的学者，通过采用所谓的“大西洋框架”，挑战了这种分析上的孤立主义。这种新主张有充分的根据。毫无疑问，北美社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西非、中非，以及西半球其他地区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与大西洋有关，它们逐渐创造出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世界。到目前为止，这个框架不仅为早期的美国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如艾伦·泰勒的《美洲殖民地》所示——也影响了关于19世纪的研究，特别是对加勒比地区的研究。

同时，也要看到大西洋框架大大低估了太平洋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力场的重要性。自18世纪末商人开始涉足太平洋和印度洋利润丰厚的贸易以来，各个政治派别的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北美的太平洋海岸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并将其视为通向未来的繁荣与伟大的门户。实际上，如果不承认太平洋关乎美国人的命运——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就无法理解19世纪许多重要事件的意义，从吞并得克萨斯、美墨战争到南北战争，再到开发外密西西比西部。

帝国、奴隶制、太平洋，以及东北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争夺大陆与西半球主导地位的斗争等问题，使读者得以从一个新颖、引人入胜的角度重新认识所谓的“内战与重建”。本书考察了1830年至1861年间，美国中央政府的权威遭遇的种种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如何重塑了政府自身的主权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无疑来自深南部和上南部的奴隶主，他们不仅希望保护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既有秩序，还构想在西半球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奴隶制帝国的可能性。他们顽固地追求胜利，先是竞逐国家权力，尝试失败后又发动了一场叛乱，70多万人在平叛过程中丧生，国家也留下了久久难以愈合的伤痕。在后文中，笔者将像当时许多联邦的支持者那样，把这段血腥的过程称为“叛乱战争”（War of the Rebellion），而不是“内战”（Civil War），并将南方的“美利坚诸州同盟” 视为非法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相较于“同盟”或“邦联”，笔者更倾向于称其为“叛乱州”）。

不过，叛乱战争其实只是众多对抗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对抗或是为了挑战联邦政府的主权权威，或是为了宣示自身的主权主张。这些对抗包括：美洲原住民为反对殖民者对其土地的掠夺而展开的斗争，特别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这场战争是越南战争之前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19世纪30年代前期，南卡罗来纳反动奴隶主支持“拒绝承认或执行联邦法令”运动；19世纪50年代，摩门教徒努力限制犹他的联邦权力并自行设立“德撒律州”；19世纪四五十年代，由私人资助、发起的针对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非法对外征伐”，该行动显然违反了1794年《中立法》；1861年冬至次年春，林肯政府采取行动应对南部同盟叛乱时，加利福尼亚、美国中西部和纽约市分离主义骚乱的蔓延。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这期间还发生了其他对抗，包括美国原住民在高地的抗争、“铜斑蛇”运动（“铜斑蛇”指不忠于林肯政府的北方白人）、暴力反对征招非裔美国人参加联邦军队的运动，以及对联邦权力扩张的抵制。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发生在19世纪前70年的叛乱统称为“复数的叛乱战争”（Wars of the Rebel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