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恩指出在西边同样进行着社会重构。联邦政府似乎陷入了与美洲土著的斗争之中，1871年的决议是“美国不承认任何印第安民族或部族是独立国家”。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去部族化”政策，致力于消除被联邦官员称为“社会主义”的土著文化。联邦压力迫使犹他州的摩门教也经历了相同事。民主党议员表示：就在我们“消除印第安人之间的部族关系，使他们成为良好公民”的同时，也在犹他州打碎了教会组织的结构，让每个人都成了自由的公民。

哈恩提醒我们，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区别在于“他们通过与不同价值群体的关系定义自己”。帝国主宰并榨干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是国家的主体；被征服的苏族（译者注：美洲境内的一个印第安族群）直到国家在政治文化上消解掉他们之前，都不是美国的一部分。菲律宾人则从未被同化为美国人。

民族国家与帝国不同，它建立起“公民的概念，而在这一概念之下，是早已存在的个人与主权群体的不同形式。他们用法律规则代替长期主导地方社区的模糊正义”，强迫人们接受“现代的、恰当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否受欢迎，民族国家不仅构建共同体，还塑造国民，也就是美国人。

这样的组合不仅是政治正确，更是政治需求

在国家主义政治联盟的领导下，国家成功地重构了，曾经阻挠资本规则的高墙倒了。战后的几十年，铁路普遍了全国，大型工厂和企业在北方城市兴起，大量的移民迁入，来这里工作。民族国家终于完全建立，并开始向外延伸：到阿拉斯加、夏威夷、加勒比，以及更远。新建立的机制让美国可以最大化拓展领土，并将联合政权指向其主权领土之外的区域。

哈恩在书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同时具有新生美国民族国家的特征和不断愈发明显的帝国性：向泰迪·罗斯福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国内建立“进步主义的国家”，同时将美国的力量伸向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等地。

同时出现的全球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进步主义给哈恩提供了答案。他书的结尾是站在国际规则门前的美国，它刚刚将其活力从控制国内被统治者身上转移出来。泰迪·罗斯福说：“所有关于菲律宾裔的争论，放在阿帕切族（译者注：美国印第安部族）身上都可以，每个赞美亚坤杜诺（菲律宾独立的领导人）的词放在坐牛酋长（反抗白人入侵的印第安族长）身上也都没有问题。”美国的海外帝国是为了保护内部的民族国家，并使其完整，而不是真的要延伸出全球形态。

在世纪交接之时，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联系开始建立，国家边界、边界双方的身份都有了新的认识。一个自足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最终成型。这个新的民族国家依赖于将那些异族的被征服的人和二等公民（也就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少数族裔和黑人）内部化，同时通过经济军事征服新兴的世界其他国家而将海外事务内政化。

汉斯提醒我们，这种内外之间、吸纳与排除之间，公民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张力，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对立。他总结说：“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最具爆炸性的方式融合了起来”。汉斯的书写的是19世纪，但过去十年中世界面对的政治危机也是同样的：民族国家的重新出现和消亡之间也存在着一样的张力。

《无国界国家》一书回答了社会历史学在几代之前就问出的问题：我们从对无数的，对美国殖民、奴役、工业化和移民的历史研究中，究竟能得出怎样的美国社会大图景？汉斯展示了将这些研究综合考量的洞察力，并对19世纪进行了彻底概述。他同时吸纳了年轻学者们对某些年代的修正，给我们提出了真正的政治历史。当《无国界国家》一书指出了政治经济中最明显的社会变革动力，并追踪了他们通过社会和文化进行的调解，它同时坚称历史性矛盾只能通过明确的政治形态对抗才能解决。经济和历史的建议性力量不够充足。没有挣扎就没有进步。

这种资本主义的张力不仅在经济危机中火力全开，在政治生活中也存在，这帮助我们理解了当前的形势：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个时代，之前四十年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消解了民族国家，不断增加的资本、商品、劳工和人员流动性，还有主权问题制造了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大量监狱和自由贸易区，移民收容中心和全球金融贸易市场，各种层面的控制和不断提高的经济政治力量集中，这些都是不断恶化的主权危机的轮廓，而北部亚特兰大早已经历过了。现在衰退的的不是我们常说的帝国，而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与美国帝国共同出现并存在的内部民族国家。

结果是，许多左翼和右翼往往会转向地方政治组织形式，来建立抵抗。右翼一方，这种新动向往往通过恶毒和仇恨表达：人们质疑我们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公民身份；“茶党”出现抗议联邦管理和社会保护；还有最近出现的，唐纳德·特朗普的白人至上和恐外和厌女的竞选论调。

而在左翼，有着更积极和有效的抗议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1年出现，对政治经济权利的集中提出了质疑。随着特朗普的得势，避难营和许多城市变成了日常集会点：要求地方对国家权威进行挑战。这斗争的基础显示了一个切实的例子，告诉我们地方机关可以如何通过协同合作，形成可以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我们不能把19世纪主权问题的解法整个借过来。但我们可以将自己置身哈恩研究的历史年代，弄清楚哪里出了错。通过理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运行矛盾，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当前面对的艰巨任务。

当前，让美国回到有边界的民族国家基本不可能。为维护国内对资本的控制，就必须要求政治在国际范围运作。虽然主导19世纪中期的平等国际主义从形成之始就是乌托邦，但我们今天的任务却一点不比当时小。而当前也没有比激进的反奴隶运动更坏的例子，能支持哈恩的叙事核心。废奴主义者想象了世界性和地域性共存的新秩序。他们让我们在北方建立堡垒作为支持，收容出逃的奴隶，在我们需要联邦法律的时候毁掉了它的根基。他们毁掉了南方的政治组织，想方设法让多数党控制了部分州。他们从建立之时就怀着怨愤争斗。他们时刻游走在边缘地带，将世界搅得颠倒错乱。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翻译：某羽，编译文章：Gabriel Winant， Birth of an Imperial Nation, The Nation, Jan. 5th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