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的民主党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极具先见性地指出，林肯这位未来的总统是想“在所有州的机构之间强行形成统一”。道格拉斯自己则提出“多元地方机构和法律原则”。他希望保留州与州之间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异质性。1860年选举的中心不仅是奴隶制的问题，也是对主权定义的再次斗争。新生的共和国承认，联邦权利的范围扩张确实是南方州郡分离主义出现的重要刺激因素，但这主要还是因为奴隶制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权威的问题。

固定的历史在不同时代将面对截然不同的解读

哈恩本书中，战争和重建岁月的部分写得最好。从他2003年获普利策奖的《我们脚下的国家（A Nation Under Our Feet）》一书开始，他就正确地提出了对奴隶团结的看法——是国中国（只要存在）——是驱动18世纪60年代革命的核心引擎，重新平衡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力量。他引用了奴隶和抵抗组织者威廉·韦伯（William Webb）的话：“伟大的光明即将到来。而且会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早。”当然，内战证明了他是正确的。

战争见证了哈恩不无讽刺地提出的“国家的诞生”。残酷的斗争急切要求北方获得高度的联邦权力。有些例子非常著名：公立大学建立；西部地区向农场主们开放；铁路横贯大陆，由对美洲土著的新一轮战争实现；大面积征兵以镇压纽约的征兵暴乱；所得税开始征收。特别是，战争的财务需求证明了后者的重要性。林肯的政府没有建立中央银行，而是将证券卖到了国内市场。这种方式催生了“金融资本家”这一全新社会阶层，并形成了美国的统治阶级——他们与共和党联合，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纽约则是他们的中心。

同样的一系列问题也在挑战着南方的邦联政府，哈恩重述了历史学家斯特芙妮·麦卡利（Stephanie McCurry）的观点：在北方颇为积极的推动力到了南方就变成了破坏力。为了发动战争，建立在去中心主义和平等主权原则之上的邦联政府，不得不努力进行其一度反对的国家建设。经典的例子就是南方未能将奴隶武装起来——这对邦联政府而言是生存的必须，对奴隶制支持者而言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邦联政府在奴隶暴动和北方入侵的双重打击之下，未能建立任何像北方一样的国家-州郡关系。

因此，南方的暴动失败带来的不是制度的复辟而是改革。获得自由的人开始主张他们对曾经劳作的土地和曾经保卫的国家的权利。一位联军上校曾说：“我们在艰难的时刻，志愿者缺乏时，宪法起草失败时，我们召唤他们。他们一样有危险。”如此，在联邦武装的威胁之下（联军在南方一直存在到1877年），他们跟我们平等了。

军事力量建立起无边界的美国

围绕联邦州郡建立的新国家的标准，就是新公民的标准。虽然后来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作为一名杰克逊牌的民主党人，试图在国会中联合激进的民主党人，将林肯的公民权利法案污名为“向国家中心主义的大步跃进”而在国会阻挠其通过。这一轮国家重构依然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案例，变革颠覆了整个世界。中央政府在面对多年主权挑战之后，终于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力了。

国家重构修订了宪法这个新生国家的尖顶，给所有州设立了公民保护的义务。自由了的人们大量加入南方共和党的组织——工会。美国军队组织了大量的选民登记推广，80%-90%的南方黑人加入登记。哈恩写道：“黑人虽然不是多数，但在某些叛乱州的选区中也形成了相当比例。”

整个南方，非裔成为了地方，有时甚至是影响整个州的政治力量。黑人立法者建立学校，黑人警官在不守法的白人暴徒面前保护公民。迪布瓦（Du Boi）描述了南加州的情况：黑人政治力量在这里达到巅峰，展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哈恩在描述路易斯安那州的社会重构情况时也指出了同样的现象，将当地革命性的制度引入和残酷的失败，与巴黎公社进行了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