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那些假装独立于选择机制的言论和数据事实上总是受到选择机制下的判断标准的影响。丢弃守门人的机制或是否认其存在并不能实现公开和公平，反倒能够让操纵和欺骗不受阻碍。由于互联网的鼓吹者们坚信政治是恶的，没有中介直接获得数据是善的，因此他们就看不到他们所作所为背后的政治影响，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政治影响就是他们所要摒弃的。

事实上，他们最深层的诉求（这个诉求深到他们很可能都没有认识到）在于政治可以被削弱。他们认为政治不是凡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质，而将其视为世俗社会中的“巴别塔”那样令人不快的事物——太多的语言、太多的观点。当未经任何修改的数据能够在自由、平等的接受者之间自由流动，消除被扭曲的沟通时，政治派别和分歧也就会随风而逝。届时每个人都会达成共识，阅读同一本书，领会同样的精神，就像回到了伊甸园一样！

这样乌托邦的幻想依赖于对人性非常积极甚至隐约有些完美主义的观点：人类并不是注定要在原罪下发生冲突、偏见、憎恨，也不会有无限的权力欲，从本质上说人类都是社群主义者，更倾向于合作共赢，寻找共同点。我们曾被告知这些善良的本性被语言差异所阻碍，但现在语言差异能够被数字革命所征服。

几年前马克·扎克伯格曾为脸书写过一段很有纪念意义的新闻稿，后来又被耶夫根尼·莫洛佐夫在《点此拯救一切：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愚蠢》一书中引用。这篇新闻稿讲了个令人愉悦而乐观的故事：“通过让不同背景的人们便利地联系起来，分享他们的观点，我们在短期和长期都能够减少世界上的冲突。”莫洛佐夫解释道，这个想法将分歧和冲突“简单地归因为通讯基础设施不完美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发明数据算法和实时电子交互来避开国家等机构对信息的干涉和扭曲，完善通讯基础设施，那么信息的交流就会变得完美且不被扭曲，社会也就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不需要进一步的政治引导。想想这事情多么的魔幻吧！

但是在许多人相信的、另一个真实的故事里，人性的分歧是不可磨灭的，因此也就没有真正能够融合、软化、模糊甚至消弭人性分歧的“中立的观察语言”（这是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到的名词）。当来自互相冲突的阵营的人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共同的语言能够让他们机械地解决分歧，有的只会是政治协商，政治协商不会摆事实、讲道理，而会充满政治宣传、威胁、辱骂、欺骗、夸大、讽刺、愚弄、站队等——这些都是对语言不同形式的操纵，人们本以为它们会在互联网的天堂里消失不见。

但它们不会。事实上，这些情况反倒会愈演愈烈，因为我们问题的根源、带有政治偏见的言论实际上是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可能的路径（毫无疑问，只是暂时性的解决）。从某个特定视角出发的言论至少会被认知到它的局限性，然后被反驳。你说：“我知道那些人来自哪里，这些是我判断我们来自于其它地方的理由”，然后对话就开始了。即便对话可能会被利益和议程设置扭曲，但至少还有对话。如果言论（或信息、数据）只是在那儿一动不动，没有被赋予任何的视角，又如果没有任何的引导、监管或是过滤，那么你所拥有的只是无数的像乐高玩具一样的碎片，它们能够像聪明的“文字工程师”所想象的那样，建成任何的建筑物，而你却没有任何机制来阻止、挑战甚至评价这些项目。

有一些人将假新闻的兴起归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学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在2017年写道，假新闻能够被“追溯到校园”，尤其是“学术后现代主义”。汉森说：“学术后现代主义嘲笑事实和绝对真理，坚持只有主观叙事和解读”。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坚持主观叙事和解读的第一性并不包括嘲笑事实，而是讲述事实的另一个故事。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事实就摆在那里，事实是独立的，有待人们的描述”的观点。它认为事实是争议和辩论的结果，而不是预先存在的，能够被人们的论点所评价的。论点总是现行的，如果论证是成功的，那么事实就随之而来，直到新的论点和论证取代它们，成为新的事实。

这与汉森和其它人所绘就的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远远不同，整个过程的核心是冲突，而不是自由创造。在开始会话的时候，你遵循长期存在的论据的标准，然后在标准的范围内尽己所能去操纵。例如，法官的判决不会是简单地判断他倾向于哪一边然后形成观点，他一定会首先走一遍既定的流程，才会得到结论。有时候协商的努力可能会失败，他就会说尽管他有解释的欲望，但是“不能只把观点写下来。”

如果没有协商的路径，也没有坚持的标准，如果只有你个人解释的欲望阻止你使用世界上的任何数据编成故事服务于你的话，那么任何的观点都能够直接写下来。让这种不负责任横行的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认为信息自由和透明就是我们的全部目标的教条。

那些笃信神学的人可能真的会忽视或是越过通常的验证机制，因为宗教告诉他们惯例是腐化的，只有没有规则、边界的“无为”才能够带我们到约旦河和东岸。

许多版本的新教教义敦促教民拒绝任何形式的人类权威，直接与上帝进行对话。对于那些“技术控”们来说，数据里能够找到上帝的神谕。事实上，如果数据离开了具体的语境，那么所有的词句都会变成自我增生的碎片，它们毫无差别，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它们，也无法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自称是真的、哪些是彻底的谎言。

这就是假新闻的世界。它是因为我们削弱了对传统具有权威和合法性的实体的信任而产生的，它们包括主要的报纸、专业协会、学术权威、标准的百科全书、政府部门、联邦法院、黄金档的晚间新闻主播等。

当沃尔特·克朗凯特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播的时候，他就享誉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当他退出媒体界，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相信他。在大胆的互联网新世界，权威被均匀地分配到每个拥有播客、能够发言的人身上，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人，或者说，每个人都相信任何人（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权威机制的不信任形成了离奇的结论，就是事实如果不来源于机构的话会变得更加可信。这么想来的话，爱达荷州某个地下室里的青少年所运营的博客所发出的新闻可能比主要新闻网的主播播送的新闻更可信。话又说回来，给我们带来这条令人沮丧的消息的，并不是德里达、傅科或是其他后现代主义学者，而是对更多言论自由和绝对透明的称颂。

（观察者网张成译自2018年5月7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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