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像政协看上去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没有任何权力。但事实上却仍然有效地发挥着监督作用。比如在今年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就指出：“去年全国政协组织了18项重点监督活动。”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围绕‘中华老字号品牌质量提升情况’开展了民主监督活动。委员视察团在调查分析了几十家老字号企业的生存现状后，提出了不少监督性的意见。商务部等16个部门在政协监督性视察报告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出台这个《意见》以后，这些老字号企业很感激政协为他们做的这个大声呼吁。”

在第二天的开幕式上，政协主席俞正声更指出：全国政协2016年共办复提案4272件，参政、议政和监督上围绕多个核心：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研议政、大力弘扬中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致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以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等。

在笔者看来，两会之所以能够发挥监督作用，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它们选择监督和议政的议题都是党、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本身就具有道德高地和道德正当性。中国文化传统上就强调伦理、道德，现代以前在很多情况下以道德代宗教，以伦理代法律。这种传统在当今社会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毕竟法律是写在纸上的，道德是写在心上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能发挥更强的约束力。

二是委员们都是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具有极高的专业知识背景。因此他们的监督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和说服力。

三是组织上和制度上有监督的保障。政协主席都是各级政府的常委，不仅能参与任何事项包括人事的决策，更有直接的决策权，从而保证政协的监督成果有机制性的表达渠道和实施渠道。至于人大主任，有许多是直接由党的一把手兼任，其执行力更不容置疑。

西方需要重新调整看待中国两会的视角

如果仅就人大而言，它还有一个很具体的职能：对任何报告、法案、人事任命法律化的程序性投票。虽然其目的并不是否决，但在重视民心民意的中国，得票率高低也是各方追求的目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都必须积极与人大代表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及时有效的回应。

更重要的是，假如一位官员真的有问题，也会在得票率上体现出来。比如十八大落马的第一位副国级干部苏荣，他的问题就是在中央巡视组在江西和干部个别谈话时，意外得知省人大主任选举中，苏荣丢了近五十票，倒数第一。在选全国人大代表时丢了近七十票，倒数第二。一个省委书记竟然得票如此之低，引起了巡视组的重视，从而打了下十八大以来的第一只大老虎。这同样是两会监督作用的一种体现。

最后一点虽然有些务虚，但同样非常重要：即两会已经被视为中国制度模式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党和政府对来自两会的任何声音都会予以积极回应和正视。这也给两会发挥监督作用提供了一个制度背景。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自己的传统，对中国而言这个传统就是民本。纵观人大、政协两会，纵观领导人的决策无不围绕民众最关心的话题：微观到大城市的堵车、宏观到经济发展、十三五，从事关特定群体的扶贫，到人人关心的环保、反腐。据政协发言人王国庆先生提供的数据，全国政协一共组织视察调研活动91项，1408人次的委员参加了这些调研活动；委员们一共提交了提案5769件，收到社情民意信息8678篇。特别是围绕提高扶贫实效、推动东北三省工业转型升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专题开展调研议政。

想不明白而且判断失误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媒体和政治人物，就是专门研究政治的学者也同样如此。美国当代著名学者福山在2010年还斩钉截铁地这样评价中国：“关于农民的养老金及医疗保障等，他们的要求是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所以就不会有相应的、强有力的政治影响力”。但仅仅两年之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就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民本政治传统。从政治对比的角度说，中国文明在诞生之初就明确了政治的目的（《尚书》：民为邦本），西方则要等到民主制度产生之后才有这样的目的。

本来如此鲜明体现中国政治传统和特色的两会，是西方向民众解读中国的绝好机会。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不想给西方媒体扣一个“故意愚民”的帽子，可实际效果却是如此。我想，一个失去自信心的西方，大概也就丧失正视另一个充满活力的文明的能力，如果西方丧失学习的能力，不也就丧失了借鉴别人、改革自己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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