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说的是，李光耀和邓小平之所以比蒋经国更伟大，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领悟和认识更为深刻。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华文明不适合西方这种多党竞争性政治体制。在《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一书中，他十分坦率地讲到：“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

更重要是，他们二人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新加坡是引入“选举和反对党”并进行有效的改造，大陆则创造出了“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体制。只有蒋经国在传统强人政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创新，只能最后以倒向西方作为结局。然而，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其历史见识远远要低于邓小平和李光耀。这也是为什么终其一生，李光耀都对邓小平这位老大哥十分尊敬。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当然不能说只有这两位华人政治领袖具有如此之高的眼界，这样未免过于看低西方文明了。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在其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在总结法国大革命后近一个世纪动荡的经验教训时，说出和邓小平、李光耀同样的结论：适宜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只是西方或者早已将先辈的忠告抛之脑后，或者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制度而刻意忽略，毕竟就是在第三国搞砸了，对他们自己又有多大损害呢？假如第三国还是他们的威胁，岂不更是一举两得？

后李时代，新加坡怎么办

李光耀病危时，一度闹出媒体乌龙事件，足以见这位领导人的全球影响力。对于同文同宗的中国人来说，他的逝世确实令人揪心。

第一，他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影响力不存在了。他曾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两岸首次汪辜会谈，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器的“九二共识”。他也曾对李登辉直言：“美国人不可靠，台湾不应该相信美国保护”。真的是忠言逆耳。就在他去世前，他曾批评民进党的政策，认为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以他的威望，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第二，他是全球少有的敢于公开肯定中国模式或者公开为中国辩护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且没有人有资格能够反驳他。1989年西方制裁中国之时，他却高调力挺：“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世人同样还记得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评价：“我会把习近平归类于纳尔逊·曼德拉这一级的人物。”他的离去，让中国少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毕竟中国再成功，西方也不可能公开肯定，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自我否定。

当然李光耀的去世，影响最大的还是新加坡。失去这样一位伟人，新加坡的软硬实力均大幅下降。比如李光耀去美国访问，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众多政界人士都会倾听他在讲什么，都会向他请教。甚至每一位新总统上任，都会向李光耀请教亚洲和中国事务。但现在，新加坡再也无一人能够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其国家在全球的重要性自然会降低。

从未来看，李光耀去世后，他创立的这种需要高度政治技巧和智慧的体制能否持续下去，成为决定新加坡命运的关键因素。

具体讲，新加坡现行体制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来自西方的压力，二是李光耀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和反对党”制度，是否会在其身后失控？

李光耀在世时，这两个挑战都不是问题。毕竟西方完全能够接受一个不反西方，而且能够为西方提供智慧的李光耀和他所代表的新加坡模式。而且李光耀很擅长在大国之间维持平衡——这固然是他的政治才能，也是目前东西方较为平衡的实力所然。但从未来看，随着中国日益崛起，要想维持这种平衡越来越难，早晚有一天，新加坡将不得不选择中国。到那时，西方的立场和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恐怕很难抵抗住西方的颜色革命。

当然新加坡不变天的积极因素也有。比如这一模式的成就举世瞩目，也得到新加坡人民的认同。不管怎样，新加坡未来都进入一个难以预测的时期：或者成为历史的过渡期，或者成为历史的转型期，或者成为今天的延续期。

一位伟人的离去总是让人格外悲痛，最后，就让我们以李光耀2008年对新加坡的预言作为结尾，同时也把它作为对中国最后的、有益的建言：“如果新加坡由反对党执政，五年内会将富裕的新加坡所获成就全部破坏殆尽。身为新加坡人，生存全赖优异表现和超越对手的优异表现，但是，如果这些超凡表现植基的体制遭到侵蚀，这些超凡表现将消失一空，那时你已失去所有。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一是组成一个能赢得人民信任与支持的政府；二是有行事光明磊落、能为国家做出正确决定的领导层。是，条件看似简单，要完全符合却近乎不可能。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能干的人来负责这一切，但是这在人民自由选举的制度下是非常困难的。”

由衷希望新加坡人、中国人都能够牢记这位伟人的赤诚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