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是讲比钟良小二十岁的一个同事，遇到驻在国政变耳朵中枪，二十年后体检出现肺部阴影，复查竟然是一颗子弹。你能讲讲这事吗？

杨优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叫符华强。是我的同事，和我同岁，也是上海人。

上次《蹦极》举行首发式时，前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大使也提到了这个故事。我们三个都曾在一个西欧司六处待过。聊天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看他的耳朵，被子弹打穿，留下一下豁口。他用手比划，说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没命了。

他是1980年代初在乍得工作，遇上战乱，在使馆的院子里被流弹击中，一下子被打趴在地。他起来后浑身是血，到法国人开的医院医治，说只是耳朵受伤，打了破伤风，包扎好，就撤到我们驻邻国的使馆。

2003年，例行检查身体，说你肺上怎么有个阴影，去医院复查，发现是颗步枪子弹，动手术取了出来。当时只知耳朵挨了一枪，没想到后背也挨了一枪。

这样算来，这颗子弹在他的肺里藏了二十多年。

符华强大使拿着潜伏在他身体23年的子弹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观察者网：赵立坚在微博上说看《蹦极》“差点儿看哭了”，他有和您交流吗？

杨优明：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赵立坚的面，虽然在一个外交部。他在微博上推荐《蹦极》，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感动。他好像还在当当留了言，说读了这本书让他想起了在巴基斯坦八年的生活。我想他一定是在书里读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同身受，才有这样的感慨。

外交官独自一人出国常驻，自己要有牺牲精神，留给家人很多的缺失。这种缺失有的情况下能够弥补，有的就弥补不回来，成了遗憾。这是许多外交官共同的感受。所以，朱邦造大使说，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讲的是一个群体。因为许多故事和感受都是共同的，相通的。

我在书中写到钟良父亲去世，没有能完成父子间两代人面对面的交接。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体验，但朱邦造大使经历过。他父亲去世正好赶上他在国外常驻，脱不开身，回不了家送老父亲最后一程。他得到消息后，谁也不说，把悲痛藏在心里，独自默默承受。

观察者网：网上有一个梗，叫《国际孤独等级表》，把孤独分成了10级。如果拿这个作为参照，您觉得一个人建馆大概会是多少级？小说里您写道“孤独两个字最贴切地概括了外交的本质特点”，您能具体说说外交官的孤独吗？

杨优明：哈，钟良的孤独远超过这些级别。一个人短时间的独处那是最简单的孤独。外交官的孤独是不可回避的。如果你一个人出国，那你的独处就是长期的，可能两年三年，甚至更长。以前这种独处很普遍，现在情况好一些。国家的政策是鼓励配偶子女随任，但每个家庭情况不同，不同国家的条件也不同，所以还是有很多外交官选择一个人出国常驻。这是第一层的孤独。

第二层的孤独就是你的工作舞台是在国外，你代表国家同驻在国打交道，你的身份不允许你融入当地社会，你要跟对方交朋友，要同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但总有一个内外有别的问题存在，这是又一层孤独。

还有一层孤独就是外交职业本身决定的。就像我在书里说的，有些话你永远不能说给别人听。你只能藏在心里。这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孤独。

观察者网：有说与不能说的分界，这可能也是外交题材的共同难题？外交官代表者国家，要考虑和顾及的因素很多，要带着镣铐跳舞，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写出好小说，写出一个立体外交官的形象，非常不容易。您是如何处理题材自带的这种困境？写作中遇到过瓶颈吗？

杨优明：你说得很对。就像我刚才说的，难以言说就是一种孤独。至于你问的能说不能说的问题，我想任何题材的作品可能都会遇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问题。涉及外交题材的作品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这是一个困境。

我处理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运用公开的故事。这些年来，老一辈外交官们写了不少回忆录，回忆文章，各种各样的都有，散见于各种杂志，也有的结集出版，那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是写小说很好的素材。所以，说句实话，外交小说的素材是有的，很充分，而且都是公开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构思一个好的框架，把好的故事提炼出来，不是简单的重复，然后串连起来，以文学的方式，写成小说。这很不容易。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蹦极》不是真实故事的堆砌，里面有真实故事，还有更多虚构的。对于虚构的，我尽量做到合情合理。

观察者网：小说中写“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您认为外交官的精神是什么？

杨优明：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家都下海挣钱去了。公务员队伍当中，也有相当一批人下海去挣钱，外交部也有下海的。

在那个时候，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也不能强求他们留下。即使强求留下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我在想“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是什么，其实本质就是牺牲精神。牺牲精神从何而来，我想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对国家的忠诚。如果你连对国家的忠诚都没有，那肯定不会有牺牲精神，也就不配当外交官。因为你很有可能跑到别人那里去。

好的外交官，必定是对国家忠诚的外交官。有了这一条，你会自觉地遵守纪律，你才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你才能做到任何诱惑不会上当，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包括孤独。

观察者网：杨洁篪主任今年3月在安克雷奇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强调，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和话语权的提升，您是否感觉到外交官硬气了？您觉得中国外交工作和风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优明：中国的外交从来独立自主。我们坚持在国际交往中奉行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国干涉我们的内政。这些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杨洁篪主任强调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说话。因为那是不平等的。我们不接受不平等的对话。我记得杨主任还说了一句，“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说这个话”。他的说法表明，我们坚持的立场和原则是一致的。

现在是不是外交工作和风格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做过系统分析研究。但我想外交工作总是要与时俱进的。和以前相比，现在中国人说一句话，分量不一样了。为什么？我的理解是中国实力增强了，说出去的话，别人感受不一样了，感到的压力不一样了，这种压力是增加了。以前我们说话，他们可以不理。现在我们说话是有后续行动支撑的，效果不一样了。

另外一条就是中国发声的声势比以前大了。我们的新闻媒体更多参与到国际斗争当中来，新媒体的出现使老百姓也有可能参与到国际斗争当中来。参加的人多了，方式方法更加灵活，这样一来，声势就大了许多。

西方认说中国现在的外交风格变了，变得强硬了，说我们变成“战狼”了。我想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中国发展了，他们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