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0年2月3日，正当中国聚精会神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时，一些主流西方媒体却突然口出粗鄙之语，其中，又以《华尔街日报》为最典型：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作者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文学本科出身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研究者，公开资料显示他是Bard大学外交与人文科学专业的James Clarke Chace教授，此前曾在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他还是《美国利益》杂志的总编辑，《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也是哈德森学院（就是彭斯经常喜欢去演讲的那个）的学者。

就是他，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哈德森学院学者

这种科班出身的学者撰文时，一般读者都预期能够听到一番高论，没料想却等来了一番让人“惊艳”的粗鄙之语。不过仔细分析，还是能得出一些帮助大家更好认识当前世界新特征的内容：

其一，文章标题直接使用充满西方殖民色彩的专有名词，即所谓的“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清晰地折射出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优越感。

这是一个和“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对应的特殊隐喻，在欧洲为中心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这个词最初被用于形容奥斯曼土耳其，因为昔日曾经强大一时，三次围攻维也纳让整个西欧瑟瑟发抖的大国在当时已经陷入了持续的衰落；后来被用于形容陷入经济困难和衰落中的大国或地区，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大不列颠的苏格兰。

当然，“亚洲病夫”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唤起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史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历史。用这个词做全文的标题，其所指向显然是非常清楚：作者预期，或者坚定地认为，由此次疫情展示的情况，是中国正面临某种无法扭转的系统性风险，用《华尔街日报》提炼的摘要来说，就是“中国金融市场蕴含的风险比它的野生动物市场还要高”。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时候，悍然使用“亚洲病夫”这个词，并能通过《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把关人”审核，顺利地出版，让人想起了2019年上半年，非洲裔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斯金纳将美苏冷战形容为“文明内部的竞争”，而将中美战略竞争定义为“文明之间的竞争”，这种言论的频繁出现，而且是登堂入室、堂而皇之的出现，能够让人清晰地感觉到言语粗鄙下的龌龊心思，即直到21世纪，美国部分官员和精英，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以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框架来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且伴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中国实力高速发展，这种优越感越是有了自我展示和宣泄的迫切需求。

其二，文章的主要价值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美国部分精英的深层焦虑，并提醒人们这种焦虑如果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相结合所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

无论是新闻传播，亦或者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或者是公开发表的战略研究或者是政策分析评论，都必须遵循某种基本的伦理，其中至少包括一条，不要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去讨论正在发生的疫情。

在人们传统的认知里，美国是一个比较“讲究吃相”的国家，或者，用学理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制度性霸权，约瑟夫·奈的系列文章，从“注定领导世界”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道义色彩，以及占据道德高地，对美国霸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但是，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力量差距的急速缩小，让美国部分精英在焦虑之际，顾不得许多，开始变得非常“不讲究”。

米德教授开篇就很坦率：因为某种蝙蝠病毒，像不可阻挡的重型卡车一样的中国这周消停了，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控制疫情并重新开始经济发展，但这个正逐渐习惯了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的世界，正提醒人们，没啥东西，包括是中国的实力（崛起），是可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

配上标题里面的“亚洲病夫”，很容易感知到这样一个画面：听到新冠病毒诱发疫情，看到中国政府全力投入救灾，以作者为代表的某些人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这家伙终于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