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大本营的拉美，其代表国家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的负面参照系。然而在巴西、阿根廷之外，智利似乎是另外一个故事。

从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后期，智利经济从拉美地区排名垫底的差生，一跃成为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均名列前茅，至遥遥领先的优等生。2012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智利迈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且至今一直处于这一组别。

1955年，就在冷战掀起了一波新高潮时，美国国务院启动了“智利计划”。这项计划的经济目标是在芝加哥大学培训智利的经济学家，这里是资本主义思想的重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术家园；政治目标即遏制共产主义思潮在拉美扩张。

1973年，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阿连德总统被推翻之后，在美国支持下，皮诺切特执政，“芝加哥小子”得到了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芝加哥小子”治理下的智利令人印象深刻，其主要成就包括人均GDP从1985年至2019年提高至原来的3倍。以世界银行每人3.2美元（按2011年的国际元计算）的标准衡量，极端贫困的现象几乎消失。而且，从1985年至2020年，预期寿命从71.7岁提高至80.2岁，差不多增加了10岁。

然而，因地铁票价小幅上涨2019年的智利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动乱，年轻的示威者抗议精英阶层和大企业贪婪成性、犯罪猖獗、学校追逐私利、养老金微薄……在此后的2021年总统大选中，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38岁的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当选总统。

2019年的动乱令智利精英们错愕不已：经济各项指标都很优秀的智利，为什么一些民众却不买账？这被称之为“智利悖论”。

出生于智利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教授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作为”智利计划“的亲历者之一，他用一本书《智利计划——芝加哥小子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回答了这个问题。观察者网近期连线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围绕智利新自由主义实验的成败，以及"智利悖论"展开交流。

《智利计划》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近期与观察者网连线观察者网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翻译/赵丁琪】

“芝加哥小子”们否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

观察者网：《智利计划》这本书讲述了拉美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关心的关键问题——那就是经济增长与提升民众福祉之间的关系。您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促使您关注这一主题并写下这本书吗？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有两件事促使我去研究这个课题，或许是三件事。

第一，智利经济奇迹需要有人做深入研究。之前有些著作关注了智利所发生的一切，如经济快速增长、人们摆脱了贫困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经济发展背后的思潮，以及这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我想试着了解智利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

1990年之后，智利结束了独裁统治，我也想通过研究，去了解这一奇迹是否可能在民主统治下发生，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和脱贫很大部分时间是在独裁统治下发生的。

第二，与以上两个话题相关的是，其他新型市场经济体可以从智利汲取哪些经验。你们可能知道，拉丁美洲并不是一个增长非常快的地区，不像亚洲，中国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非常快。智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6%或7%的速度增长，这对拉丁美洲人来说已经非常快了。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呢？

《智利计划》书中图表截图

第三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虽然住在美国，在美国生活了40年，但我出生在智利，我母亲、姐姐和哥哥都还在智利。智利是一个有趣的国家，是我出生的地方，所以我很自然地被吸引去研究它。

观察者网：我们都知道智利是新自由主义实验的一个典型案例。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您在书中提到那些参与“智利计划”的“芝加哥小子”否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你和那些芝加哥小子对“新自由主义”本身有不同的理解？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是的，你说得很对。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它的真正含义一直在演变。

我认为，在过去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以此为荣。在西方，人们不喜欢被标上新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因为这个词更像是对他们的侮辱。如果你不同意某些人的观点，你就会说他们是新自由主义者。

我查阅了科学文献中“新自由主义”一词的起源。

我发现，它最初是在1938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参加的会议上提出的。最初，新自由主义是为了击败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进行改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是将社会目标与市场制度予以整合的新方法，除了追逐利润之外，还要关注社会问题。

直到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才演变成为一种更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已与市场滥用、不良行为、垄断、密谋勾结等联系在一起。那我们应该使用哪种含义？

当我问所有的“芝加哥小子”：“你是新自由主义者吗”的时候，他们都否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这里他们意识里的新自由主义当然是被贬义化的新自由主义。

然后我问他们，在经济政策方面，你支持什么主张？我记下了他们的主张，这就是这本书定义的新自由主义：即强调使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并满足社会需求，这包括提供和分配社会服务，如教育、老年人养老金、医疗、对艺术的扶持和公共交通等。

我为什么从阿连德的支持者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实验的中立者？

观察者网：很有意思。当你谈到1975年弗里德曼的智利之行及其休克疗法在智利的实施时，我有一种感觉，您对此持肯定、至少是中立的态度。但你也说过，你是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阿连德的智利社会主义道路的年轻人。这两者之间有立场冲突吗？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我的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阿连德于1970年11月上台，他的目标是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他仿效的其实是古巴。很多年轻人（包括年轻时的我）都支持他，因为在智利和拉丁美洲有很多不平等现象，很多暴力和压迫。当然也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有关的浪漫主义。

《智利计划》书中截图

我们支持智利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但是我们发现，尽管这些想法很好，在实践中却行不通。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人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更多地转向市场体系。我自己也参与了智利的转型过程（作者曾任1983—1990期间任芝加哥小子学术导师艾尔·哈伯格的助理，那段时间智利的政策深受哈伯格学术理念的影响），这就是我的答案。

关于弗里德曼在1975年与独裁者皮诺切特的会面，当时他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休克疗法。我在书也描述了我不接受的部分。如你所说，我对此持中立态度，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建议帮助智利降低了高达500%的通货膨胀率。

我们谈论的不是12%或10%的通胀率，而是500%的通胀率，这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让通货膨胀率从500%降到了20%。但代价也很高，大量的失业和贫困现象出现了。我只是描述了这些事件，并没有深入探讨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