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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的遭遇寓言般地为我们揭示了今日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真相：但见双方都挥舞着“言论自由”的大棒试图一击致命——难道这不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以“言论自由”的武器消灭对方的言论自由？舆论场上更常见的是：娇滴滴抱怨或恶狠狠诅咒中国言论不自由的人，总是声音最大、享受言论资源（自由）最多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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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愤汹涌的民主斗士、怒不可遏的推演党，故意从朱令案中深挖出“多才多艺”、“美少女”、“名校”等“非普通性”元素，使它显得注定要“写进”、并“推动”历史。可也正是这一群高歌“法治精神”的人，昨天深刻而激愤地嘲弄过中国人的愚昧、卑劣而顽固的“青天意识”；今天又拜倒在白宫面前，向着洋青天大人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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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去年针对穆巴拉克政权还是眼下针对穆尔西政权，这两场民众抗议运动从革命成分、领导力量到政治理念，都是混杂不明的。由于革命不彻底，“循环革命”不仅是客观规律的必然，并且是埃及新生的必需。循环革命将一次次用残酷的斗争催促刚刚醒来的阿拉伯民众更加清醒、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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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萨特就已经明白地说了：“诺贝尔奖客观上成了一项授予西方作家和东方背叛者的荣誉。”但今天我们能不能以一种平常心待之：既不靠“诺贝尔”来论证中国文学的伟大、论证中国的崛起，也不要像阿Q先生那样：“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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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穆尔西今天所处窘境的，是一种双重纠结：他背负着至少两百年历史所积累的沉重，同时又面对着一个无比强大而牢固的，由西方霸权确立起的世界逻辑。他宣布要建设一个理想王国，却是以拥抱那个西方规定的世界秩序的方式。埃及人要意识到，制造了穆巴拉克的，正是他们在解放广场上激情高呼的那些口号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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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先生日前发表言论，称改革已到“窗口期”，认为改革首要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政府角色转变：“从一个主管经济、主导经济、管制经济的角色，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听上去，秦晓先生的观点依然未脱“小政府大市场”的底子。秦晓认为持“传统增长模式”优势论者偷换了一个概念，其实他自己无意中偷换了一个更大的概念：改革，与什么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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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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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4 14:29:37
11月14日至21日，持续8天的“防务之柱”行动，再次将“巴以问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下。同时也吸引了我们对“以色列”、“犹太人”、“反犹主义”、“屠犹事件”以及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国家史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等相关问题的兴趣。而桑博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历史爬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当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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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大市场”理论的核心要义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一个听命于谁、为谁服务的政府。当然更不是不要政府。市场自由主义比谁都需要一个政府，来维护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一整套“自由市场”伦理体系——是为秩序。这一秩序的功能，是将市场“自由”合法化，将社会不公合理化，将社会阶层固化。而这一功能，非得政府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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