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眼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中国官方的宣传话语，并且一直试图给中国安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

但在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雷米·埃雷拉（Rémy Herrera）看来，这是西方对中国彻头彻尾的误解。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埃雷拉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金融和社会经济原因，挑战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欧洲中心主义方法，还分析了那些通过选择不同的政治经济方法来应对资本主义，从而采取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

埃雷拉长期关注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独到见解。他曾撰写过多部重要著作，如《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中国是帝国主义吗？》《金钱：从金融权力回到人民主权》等。

就在5月4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新华社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红厅论坛·巴黎对话会：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与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法国巴黎举办。雷米·埃雷拉正是参会者之一。他表示，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中国尊重他国文化和利益关切，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经济社会的非凡发展，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历史上最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这种长期稳定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也是他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结果。

本文为雷米·埃雷拉接受土耳其媒体Harici的记者费尔汉·巴伊尔的采访，回答了中国经济的问题。

【翻译/陈佳芮】

费尔汉·巴伊尔：让我们从您关于中国的著作开始吧。基于访华期间的研究和观察，您如何解读广受关注的“中国奇迹”？

雷米·埃雷拉：几十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对此许多人用“奇迹”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但我认为，这不是出乎意料的奇迹，而是整个国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届政府及国家工作人员精心策划、耐心实施和有效落实发展战略的结果。

1982年与2017年深圳城市景观对比（图片来源：网络）

在学术界和主流媒体上，我们几乎随处都能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经济的崛起完全归功于其对全球化的开放政策。我还想补充一点，毛泽东时代的努力和成就使得当今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处于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中；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开放政策才能被认为有益于其卓越的经济成就。

从长远来看，这种对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对中国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连贯一致的发展战略，并服从于满足国内发展目标和发展需求的需要。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制定出这样的发展战略，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竭力落实这一发展战略，如果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中国经济甚至中国自身，都无法逃脱被彻底破坏的命运，正如在全球南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基本点：在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对中国人民来说，“开放”总是让人联想到投降、破坏、剥削、屈辱、腐朽和混乱。

费尔汉·巴伊尔：中国的成功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

雷米·埃雷拉：中国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成功，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后者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道德等各方面，都对西方国家的工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其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国际公司。西方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按照股东价值、股票升值和快速投资回报的逻辑运营，这就要求其挤压一众国内外分包商，并在最大限度上向股票所有者支付红利。

当地时间2011年11月17日，美国纽约，“占领华尔街”示威声势浩大，标志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破产。（图片来源：IC photo）

但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会这样做。如果它们这样做，就会损害当地中小企业的利益，甚至损害整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大部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盈利的目标不是充实私人股东，而是优先考虑生产性投资和客户服务。

归根结底，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利润低于西方竞争对手并不重要，只要它们是为了更高更长远或国家战略利益服务，比如刺激当地经济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创利愿景。

费尔汉·巴伊尔：这种模式可以用新古典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模式来定义吗？

雷米·埃雷拉：首先，我认为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发展战略视为“模式”，也不寻求输出或强加自己的发展战略。他们只是认为，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但不同民族也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应当自行决定其发展的目标和发展方式。这种观点与西方的观点大相径庭，西方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遵循其发展模式。

新古典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中的主流，抑或称之为霸权，其目的无非是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伪科学的辩护，这种意识形态反对社会正义的实践和公共服务的发展。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科幻小说，或者，正如最近我在《对抗主流经济学以战胜资本主义》一书中论述的那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种自称为科学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尚未在科学上被彻底战胜。我不认为，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有任何真正的竞争对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资本主义制度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这种情况已有一些重大变化，并且这些变化都有待进一步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仍具有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自问世以来受到无数攻击，尽管有人一再声称它已经过时，但马克思主义是持久的、有韧性的，或者可以说是“坚不可摧”的。人们在思考如何创造更美好世界时，总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主要理论参照点。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教条化，尽管苏联解体对其不利，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其精髓。对那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来说，其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参照物。因此，它仍然是中国的重要理论参考就不足为奇了。

费尔汉·巴伊尔：中国经济模式的实施是否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

雷米·埃雷拉：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养分，将儒家和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理论与实践经验分析联系紧密。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在面对当今挑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诸多矛盾时，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适当的解决方案。

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是耐心的、坚持的、具体的、务实的、有效的，同时它不是二元论，即按照绝对的善恶原则评价形势和事物，没有细微差别和中间状态；它立足长远，不怕矛盾和对立（例如与个人主动性或企业家精神有关的矛盾或对立），这些矛盾被视为互补和潜力，而不是排斥和替代。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汲取的经验之一，就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对立面之间寻求和谐。中国的政治话语强调以“社会和谐”和“稳定”为基本价值，以寻求“妥协”和“共识”为实现手段。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概念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的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将其视为保守政权的特征，并对此持怀疑态度。忽视这些概念就等于忘记了它们在中国思想中作为“对立统一”和“积极辩证法”的特殊含义。这些概念意味着，在个人私利与社会需求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需求与道义要求之间存在动态平衡。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人一直相信一种以螺旋式发展为基础的进步形式，这种进步往往趋于平滑和缓和矛盾。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不再是完美的计划，而是一个不断建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