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套用苏力的一本书名，大量活生生的法律多元主义的现实问题在中国不只是“也许正在发生”，(21)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学理论如何去思考。比如中国在吉布提、瓜达尔等地租用的区域中，发生纠纷必然涉及中国法与当地法的协调问题；中国设立的亚投行，是否要考虑因为借贷、投资等问题发生法律纠纷时应该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问题，是否要制定一个国际仲裁的地点；中国法如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建立起有效的协调和对接机制等等。

所有这些都属于法律多元主义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入主流法学界的研究和思考之中。我们理解法治的视野绝不能被虚假的主权想象所限制。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它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主权领土的疆域之内，而必须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从而协调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必须超越主权国家的清晰法律边界，而采用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范式，利用法律多元主义的优势，在国家法和国际法层面上同时展开相互重叠、边界模糊多元的法律秩序的建构。

要解决中国的法治理论与法治现实之间的错位，就必须秉持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理论， 建构“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22)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复杂社会结构、多样族群和宗教的文明大国，无疑要继承中国古典多元主义法治的传统，为法律多元主义法治开辟新的空间。

尤其在一个利益多元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地域、族群、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时，除非这种利益冲突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除非国家试图用刻板一元化的社会生活取代丰富多彩的多元社会生活，否则国家法治无疑应当秉持多元主义法律观。

国家立法的重要任务在于如何保障这些多元社会生活共同存在，给不同的群体开辟出法的生活空间，尤其是在多种宗教和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要为这些宗教法、民族习惯法保留相应的法律空间，并建构解决宗教法与世俗法冲突的法律机制，用法治而非人治来解决边疆不同民族之间的法律冲突。

如果说西方现代法治曾经伴随主权国家兴起而摧毁法律多元主义、建构了一种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现代性，那么随着全球化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抵制，随着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人类文明始终在探索多元的现代性（modernities），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包容不同文明、宗教和族群的多样性。(23)

如果说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为依据，以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作为思考法治的尺度，那么现代新型法治理论必须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主权国家的政治想象，以更大的帝国乃至全球人类文明秩序的建构作为思考法治的尺度。

五

“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不仅要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面临的治理区域多样性，更要考虑多元社会中必然要面临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中国要建构的大国法治不是西方式霸权帝国的法治，而是一个吸纳各种外来因素的包容性大国的法治。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多元主义必须为多元社会群体开辟自主立法的空间。

“自由”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如果说曾经是商业社会的内在要求，那么现在要成为每一个生活方式保持独特性从而与其他生活方式能够共存的自由。

让秋菊的生活方式和秋菊的法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法共存，而不是用城市人的法来消灭秋菊的法。中国在全球提出“共建共享共治”的政治理念，这与中国古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落实到法治上就是包容并鼓励自我立法的多元主义法治，用国家法治来鼓励和包容多元群体自我立法来推进多元自我治理。

当然，法律多元主义并不是说多元法律的效力是一样的，法律多元主义从来不否定国家法律在多元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多元”的背后是“一体”，这个“一体”在多元法律体系中毫无疑问是国家法而且最终是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必须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来保障“一体”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4)

然而，必须认识到，作为多元法律基础的国家法律仅仅是对公民外在行为的底线要求，因为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国家法只能作为底线来确保多元局面共存的共识基础。而在国家法的基础之上，法律多元主义就是鼓励公民遵守比国家法具有更高道德伦理要求的法，从而在国家法的底线基础上，生长出自我规范、自我要求和自我期许的法，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比如一个宗教徒就应当遵守比国家法更严苛的宗教戒律，职业人士应当遵守比国家法要求更高的职业伦理和职业纪律，学者应当遵守比法律要求的言论自由标准更高的、专业要求的学术自由，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维度中，道德、荣誉比法律更高，且更严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党规党法在国家法治格局中的位置。在一个霍布斯自然状态想象所展现出的低级欲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法体系中，党规党法问题说到底是是否容许心灵高贵的群体在其中确立自己生活的法。按照霍布斯的自由主义逻辑，国家法对公民的义务底线是不能要求其放弃生命，并且保卫公民的生命成为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的生命，公民有逃离国家、反抗国家甚至背叛国家的正当性。(25)

然而，在这样一个法治国家中，如果有一群人时刻准备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国家，为国家和民族的永世长存而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国家献身，那就意味着他们遵守一套不同于国家法的法，一套比国家法具有更高道德要求的高级法。如果说普通公民遵守的是国家法，那么这群特殊公民首先要遵守的是自己为自己制定的高级法，这种高级法比国家法赋予更少的权利，但却提出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用卢梭的话来说，如果遵守国家法的普通公民仅仅是欲望的主体，那么遵守这种高级法的特殊公民就是道德的主体，而只有这样的道德主体才有资格构成主权人民。(26)毫无疑问，党规党法就属于这样的高级法，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公民，对于执政党作为领导国家的先锋队集团，就必须要有比法律更高的政治纪律、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要求。

正是在这样一种法律多元主义法治秩序中，法治不仅是现代社会解决问题的治理术，而且应当成为推动、鼓励人们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助推器。这才是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应有气象。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不仅仅是大国法治，而且是包容性大国或文明大国的法治。

中国法治的目标不能局限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些基于世俗欲望的基本权利，而且应当在共和主义的立场上推动人们追求更美好的、具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由此才能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法治过往几十年的最大悲剧就是在国家法一元主义的立场上，将国家法这个底线标准看作是最高规范要求，整个社会因此丧失了更高价值法则和道德律令的约束，甚至用国家法的力量来不断地摧毁瓦解道德、伦理、戒律、准则这些更高标准的法律规范。其结果，执政党的党员被混同于普通大众，普遍丧失了明确的政治意识、使命意识，党的纪律松弛、组织观念淡薄，以至于腐败奢靡之风盛行。

对宗教徒也只按照普通公民的国家法标准来要求，宗教律法在国家法治秩序中缺乏自己应有的地位，宗教或者被金钱所侵蚀，失去了净化心灵、引导向善的力量，或者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绑架，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对国家政治权威构成挑战。

而大学由于缺乏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学术规范和伦理法则的约束，一方面各种非学术的宣传性文章大量出现在学术刊物上，公共权力和资源不受约束地介入到学术活动中，导致学术腐败现象频频发生，另一方面也将学者与公民、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相混淆，学者的公共言论不受学术规范约束而逐渐堕落为“公知”，大学精神由此堕落。(27)

正因为如此，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全面开展反腐运动，开始重建道德和社会风尚。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反省国家法一元论所带来的弊端，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这就意味着在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下，国家积极推动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追求具有更高伦理品质的法进行自我治理，充分肯定党规党法、宗教律法、行业准则等多元主义法律在建构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认真阅读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的构想，就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义实际上是“党用多元法律治国理政”（the rule of the Party by laws），党用党规党法从严治党，用军队法律从严治军，用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治理国家和政府，用国家法和乡规民约以及民间习惯法治理基层，用宪法、港澳基本法和港澳本地法律治理港澳特别行政区，用双边协议和国际条约参与全球治理。这难道不是一幅生动活泼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图景吗？

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文明理想，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秩序的理想构造。如果以这种理想作为建构中国法治的思考尺度， 那就意味着法律多元主义绝不是“道路通向城市”过程中的暂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