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在1949年之后变得更加尖锐。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成为思想正统。钱穆、唐君毅等大批传统知识分子涌入香港，他们心怀“为故国招魂”的文明使命，以为只有香港才能保存中国文化的命脉。

为此，他们于1949年创办了新亚书院，随后又产生崇基、联合等书院，并提出要建立中文为媒介的大学。这样的设想引起了要不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辩论。钱穆等人认为，香港应当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心， 居于领导东南亚文化的地位，理应创立中文大学。1958年，张君劢等人在香港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阐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

起初，英国人反对创办中文大学，并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压制中文教育的发展。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推广传统儒学教育可将香港人与内地意识形态隔离开来，使其成为抵制内地的文化武器。由此，港英政府转变立场，推动新亚、崇基、联合等书院于1963年10月17日正式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其目的当然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控制中文教育。

当初，在钱穆坚持下，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被翻译为“香港中文大学”，其实质是要通过汉语语言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港英政府的操纵下，中文大学根本无力承担通过中文复兴中国文明的使命。也许是这个原因，中大成立两年之后，钱穆辞去了文学院院长职务，郁郁赴台。

钱穆先生生前讲学照

中大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试图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脉络中发展儒学，实现儒学与世界接轨， 从而试图在香港保留并传播儒家文化，但他们忽略了儒学的根本在于中文，由此在港英政府推行英文主导的殖民教育面前失去了批判力，反而成为港英政府用来抵制内地政治的文化工具。由此，新儒学从第二期到第三期，基本上被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所蒙蔽，丧失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对立的根本问题，更忽略了整个20世纪的文明冲突。

新儒家知识分子在香港精英阶层中培养儒学教育的努力失败了，但香港中文教育却在左派基层爱国学校得到了迅速的推广。香港年轻一代大学生对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掀起了“认识祖国， 关心社会”的运动，无论是认同内地政治的“国粹派”，还是对内地政治采取批判立场的“社会派”，都强化了香港社会的中文认同，并推动了“法定中文语言”的运动，迫使港英政府将中文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 这就构成了香港回归之前文化斗争的基本格局。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

⋯⋯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 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 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

⋯⋯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圆明园，它延续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向往。西方文明在其他殖民地所向披靡，唯在中国受到强烈抵制，因为中国文明的辉煌程度并不亚于西方， 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西方。

因此，高扬西方文明同时贬低中国文明， 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主题，也成为大英帝国所要担负的文明使命。创办殖民地大学来传播西方文明无疑属于大英帝国公开的政治教诲。然而， 就帝国的使命而言，除了这些公开教诲，我相信还有一些不可以公开的政治教诲。比如说，香港会(Hong Kong Club)和马会等曾在香港政治 中发挥怎样的功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