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领香港以来，英国把香港作为通过商业贸易汲取中国财富的基地，并没有打算治理香港，对教育也没有兴趣。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清帝国风雨飘摇，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刻的西方政治家都力图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权。1894年清政府废科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统治阶层失去了吸纳精英的渠道，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传承的机制。

谁掌握了中国的教育，就掌握了中国精英，谁掌握了中国精英，就掌握了中国的统治权。由于甲午战争，日本捷足先登，大批中国精英留日，日本人也纷纷进入北京、天津和东北开办新式学堂。日本一举吞并中国的野心让美国人坐不住了，美国政府干脆用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的善举背后是帝国的雄心。

比较之下，老牌的大英帝国显得迟钝和落后了。1905年12月15日的《中国邮报》的社论标题就是呼吁“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社论概述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消长后指出:

日本政府正花费巨额金钱，在中国传播它的思想和扩充影响力，并确保它的投资所值。在此点上，日本人是够聪明的。远在日俄战争之前，甚至在战事期间，日本已在中国各地布置好了它的文化传播者。战后，这些传播者数量必更大增。

究竟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什么?就是现代教育。日本在中国的教师甚多，在北京他们更在 学校和大学里控制了重要的职位⋯⋯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广泛的制度，和向一目标迈进的明确工作方针⋯⋯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之中心与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国人方面又怎样?

三天后，《中国邮报》在社论中继续鼓吹建立香港大学这项“国家投资”，把从事大学教育的人看做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小军队，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这样的思想无疑激励着身负帝国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卢押，他在1907年走马上任后就寻找机会建立港大，并获得英商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

港大老照片（图/香港大学官网）

1911年，香港大学奠基。卢押在奠基礼上自豪地宣布:

第二年，香港大学正式开办，卢押在开幕礼的演讲中阐明了港大的两个宗旨：一是“为中国而立”，即让中国求学西方的人免受远涉重洋、背井离乡之苦；二是“沟通中西文化”。卢押的第一次演讲是对英资捐款人说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扬帝国政治理想；第二次演讲是对港大师生说的，自然要讲文化交流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在演讲中，他也隐讳地讲道：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香港大学奠基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国开始奠基。1911年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紧接着就是“五四”的启蒙救亡运动，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展开，反英、反帝运动风起云涌，港大“为中国而立”的目标彻底破产了。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 港大的目标开始转移到“为香港社会服务”。一所面向全中国的帝国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香港大学”。但这没有改变港大的殖民使命。用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最得力的麦考利(Macaulay)勋爵的名言来说:

这也就是香港大学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培养出这样的“小英国人”， 才能被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参与到殖民统治中共同“搞好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