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完全丧失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反而是在双方试探底牌的过程中重建第三条道路。比如我曾经撰写指出，希望在普选模式的设计中，前面维持8·31决定的模式，以后逐渐修改降低门槛。事实上，中央也表态必要时可以修改人大决定。有学者提出完成国家安全立法或中央收回对香港的司法终审权的授权，在保证中央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行政长官普选可以降低提名门槛。也有学者提出设立“副行政长官”，从而区分行政长官担任的主权和治权职能。这些实际上是在制度上探索双方妥协的第三条道路。

多维：如果说“一国两制”中的第三条道路是邓小平的设计，那么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对今天的香港有什么意义？

强世功：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设计者，如果他看到今天香港的局面，他会怎么说呢？我想，这就要回到邓小平留下的精神遗产。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条：

其一，中央治港要有立足高远，不仅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而且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当年内地结束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然而通过“一国两制”的构想争取到香港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今天中国崛起为全球主导性大国，反而在香港问题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过去，邓小平之所以可以容纳香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看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今天，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容纳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也要思考中国未来如何融入到全球民主化的大潮中。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要成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世界性大国，必须有百纳海船的胸怀面对全球民主化潮流，必须拥有应对自由民主挑战的政治治理技术。香港民主普选恰恰是为中央训练、储备全球治理人才的试验田。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有能力和胸怀容纳香港，并充分利用香港，学习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尤其学习如何驾驭和运用“软实力”来治理香港，进而参与全球治理。某种意义上，能否治理好香港是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验。

第二，香港人要有国家主体意识，彻底根治殖民地形成的“文化软骨症”。邓小平之所以说“港人治港是爱国者治港”，就是要树立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小平在会见钟士元的谈话中，强调香港奇迹是由中国人创造的，痛斥香港精英对英国人亦步亦趋的“港英余孽”意识。香港泛民主派作为中国人就必须正面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形成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尊重中国人作出的政治选择，必须正面肯定新中国建立国家主权秩序以及由此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尊严和认可。他们可以在政治观念上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必须尊重国家宪政秩序中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目前自我封闭的本土主义注定没有政治前途。如果香港泛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清晰的政治意识，始终以挑战中央主权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那么香港也不可能有政治前途。

第三，相互尊重、搁置分歧的妥协精神和实用主义策略。“一国两制”核心在于寻找双赢的妥协之道。这就意味着双方都要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搁置终极价值问题，着力解决眼前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没有天使和恶魔之分，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政治力量的划分始终围绕解决具体问题展开。因此，中央治港不能因为选举政治而陷入敌我对立的僵化思维，而要更多运用灵活多变的统战思维，着力争取中间温和理性的反对派，寻找相互妥协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2010年政改方案的妥协路径是一个范例，需要双方继续努力。

需要开展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

多维：香港社会究竟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政党、社会精英以及市民都必须一起讨论的议题。讨论的目的，是要认识到香港问题的本质，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大讨论是否可行？中央政府和港府各自又该做出哪些努力以促成这场关乎香港未来的大讨论？

强世功：我不仅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举行这样的大讨论，也希望内地各界也参与这样的讨论。通过讨论在香港唤起国家意识，在内地唤起香港意识，由此才能形成既捍卫“一国”、又尊重“两制”的“一国两制”意识。

就香港而言，主流社会精英需要教育香港下一代走出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倾向，以积极开放、客观冷静的成熟心态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格局变化，无谓的逃避和盲目的反抗都没有出路。

对内地而言，更重要的是避免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盲目自大的傲慢情绪，由此瞧不起香港，甚至将香港看作国家负资产，而忽略香港在法治、廉政、城市治理和民主自由等领域的优势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比如来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些方面，香港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内地是不是应在这些领域虚心学习香港呢？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意义不仅是经济城市，而且是治理现代化的典范城市。

“一国两制”实际上与古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意味着要在不改变香港社会生态的前提下治理香港。这也意味着中央要避免用内地思维治港，而必须用“一国两制”思维和在香港行得通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彻底改变香港政治社会生态，让香港变成另一个上海或者广州，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远远比不上保持一个和内地不同的香港。因此，如何治理一个和内地不同的香港，治理一个按照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运行的香港，不仅对提高中央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可以积累宝贵的实战经验。

目前，中国在努力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但要真正成长为能承担起治理全球重任的世界性大国，就必然要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运作中我们所不熟悉的言论自由、公民社会、民主选举和文化政治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像当年虚心从香港学习市场经济的管理经验一样，今天也应当从香港虚心学习自由民主条件下治理香港、国家和世界的经验。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果说香港长期面对内地优势产生的傲慢意识不知不觉对导致香港的沉落，那么内地恰恰要以香港为鉴，警惕日益滋长的傲慢意识，以至于沉浸在“中国特色”中丧失了虚心学习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我希望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双方都变得谦虚，更加客观地看待对方，相互学习长处，扬长避短，共同推进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原载《多维》杂志2016年3月刊，杂志有所删节。本文为法意公号独家推出的访谈的无删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