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我们常说香港是一个精英化的城市，商业、大律师、中产专业主导的精英城市，但香港如今是一个最为平民主义且日趋民粹主义的城市。从“长毛”在大闹立法会开始，香港的精英政治就已经向民粹政治发展，而今天体制化的民主政治已经发展为街头社会运动，甚至发展为暴力抗争的反叛政治，温和中间理性的力量在香港逐渐丧失了政治领导力，激进主张日益裹挟着香港政治发展取向，使得香港社会日益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扭曲下日益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温和理性的中间力量越来越丧失存在的政治社会空间。

其三，我们常说香港是国际化、世界性的大城市，可在现实中，香港市民尤其是知识界，思想、眼界和胸怀不是越来越开放，而是越来越封闭。今天的国际化和世界性，不可能离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元素，然而香港中产精英阶层整体上对中央和内地采取一种漠视、排斥和反抗的立场，以至于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往往是狭隘的西方，而不是真正真实广大的全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除了香港商业阶层，香港中产阶层实际上缺乏真正的世界眼光，更不用说推动改变全球格局的意识。在这种狭隘意识形态对立的环境中，在目光狭隘短浅的知识界的培养下，香港年轻一代的视野越来越狭隘，本土主义的兴起也恰恰证明这一点。

因此，香港虽然有我们经常赞扬的核心价值，但必须意识到这个核心价值正在逐渐流失。比如最近香港社会对司法的批评越来越多，表明司法权威在削弱。而在一个政治分化的社会，司法要保持权威不是单纯地保持中立，而必须小心翼翼地回应香港政治的走向。这次对旺角暴力事件的司法处理实际上也在考验香港司法的政治意识。

香港本土派试图构建新的身份认同

多维：如果说香港在发生上述转型，特别是核心价值发生动摇，对香港的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这次旺角冲突的主体还是青年人，您如何理解青色一代对未来香港的影响？

强世功：对香港长远的影响可能在于香港正在缓慢地走向沉沦。一个区域的兴衰，固然有外在的客观条件，但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精英阶层的精神气质。近代以来，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中国历代精英始终具有拥抱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主人意识和民族精神，因此始终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西方，不是学习英美就是学习苏俄，这实际上是推动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

就香港而言，近代以来逃离内地政治乱局进入殖民地统治，但恰恰是依赖“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支撑着香港崛起，不仅是经济崛起，更重要的文化思想的崛起。从粤语歌曲、香港电影到武侠小说，香港曾经是我们几代人的理想。在我们的眼中，香港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自由创造的城市，甚至1980年代的“民主回归”也是这种生机勃勃的向上精神的反映。

然而，香港回归以来，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格局变化，香港泛民主派仿佛患有某种心理疾病，始终无法克服早年造成的“精神创伤”，始终走不出排斥内地和中央的“心魔”。就像祥林嫂讲述“阿毛”的故事一样，完全纠缠在“反右”、“文革”和“八九”这种幽暗的历史叙事中，以至于无法以一个正常人的心态来看待国家命运、看待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悲剧，以至于看不清楚世界和中国，分清楚哪些是理想和哪些是现实。而他们在民主发展上一旦受到点挫折，就立刻从政治浪漫主义滑入到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沉浸在城邦自治的幻想安慰中，或滑入到为反抗而反抗的虚无主义，追求反抗刺激中体验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的悲情。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政治或许可以看作是后现代政治的活标本。

如果这种自诩抗拒“宏大叙事”的后现代碎片化的意识形态成为香港精英的主流政治意识，如果抗拒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支撑而诉诸于香港本土历史文化，那么香港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沦。因为没有任何高贵的东西（哪怕民主化）可以激发香港人上进心和创造力。香港中产精英意识是不是开始丧失了原来具有世界意识，沉浸在自我幻觉的本土记忆中，逐步走向自我沉沦呢？

如果说香港问题出现台湾化趋势，那么也是由于台湾很早就出现了香港化趋势。这些年来，台湾和香港的主流学者谈论的话题，越来越集中在民主普选、本土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政治秩序的建构而言，他们越来越多地以美国印第安人、英国北爱尔兰人、加拿大魁北克人和东南亚高地民族等世界各地少数族群的自治作为理想生活模式的想象。他们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德森的这种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现在台湾）。他们对历史上文明兴衰缺乏兴趣，对世界格局的变迁也缺乏想象，而是满足于如何在旧的世界格局的夹缝中自我保存。

当然，我们必须理解台湾和香港是小地方，而且长期与内地的隔绝以及在排斥内地的氛围中成长，缺乏中国文明和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精神滋养。经历了长期的漂泊和奋斗，台湾人和香港人也累了。特别是新一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父辈曾经具有的雄心、动力和精神。

香港“反内地”团体与爱港团体发生冲突

第三条道路：重温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多维：从占中到旺角，很多人都在疑惑，为何昔日平和安顺的港人仿佛一夜之间成了暴民，香港究竟怎么了？在您看来，香港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强世功：香港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本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曲折命运的一个缩影，即1840年以来始终困扰中国的古今中西之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用内地学者话来说，是如何处理古典文明传统、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和当代自由主义传统之间“通三统”问题。而从宪政秩序入手，“一国两制”的实质就是在一个类似帝国的政治体制中容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且采取“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方式为解决这种矛盾，从而在中央和特区的矛盾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因此，“一国两制”无论从政治意识形态基础，还是从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安排看，始终贯穿了“中庸之道”，也就是寻找相互妥协、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第三条道路”。基本法解释机制如此，行政长官职能如此，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路径也如此。

多维：那么，回归以来的香港面临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背离了“第三条道路”？

强世功：不能这么说。反而说香港回归以来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为了共同探索“第三条道路”，基本法设计的第三条道路是一回事，但如何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第三条道路可能恰恰是充满分歧、争论和冲突等，但最终要找到妥协的基础。

比如“人大释法”的吴嘉玲案到刚果金案，就已经摸索出一套相对有效的释法机制。吴嘉玲案最后提起人大释法，香港法律界曾经举行黑衣游行悼念香港“法治死亡”。今天看，威胁香港法治的肯定不是人大释法，而是香港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这并不是说香港法律界的担心是多余的，而恰恰是香港法律界捍卫法治的决心支撑着司法领域的第三条道路。

再比如香港普选，基本法采取开放态度，恰恰希望未来通过循序渐进均衡参与找到相互妥协的第三条道路。然而，由于行政长官在“一国两制”中的中枢地位，导致形成非此及彼的选择，丧失了妥协空间，双方不得不压上全部赌注来“摊牌”。因此，人大8·31决定和“占中”实际上是从基本法起草以来走第三条道路必须面对的最后“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