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法国极右势力的支持率已经从15%激增到30%，在某些地区的支持率更是高达40%。导致这个结果的因素有许多：不断增长的失业率和仇外心理，对左翼政府的极度失望，法国民众有种山重水复的感觉，希望尝试新东西。

这一切始于2008年，美国对金融崩溃处置严重失当，欧洲人的不当行动将其转化成一场持久的欧洲危机。这要归咎于不恰当的制度和政策，尤其是欧元区19国。19个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各不相同；利率存在差异，给金融市场投机留下巨大空间；公司税率竞争不受约束；缺乏共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共同的教育标准，却采用单一货币，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永远不可能。

只有遵照社会和民主原则重建欧元区，以鼓励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主旨，紧密围绕一小群愿意发挥带头作用、创新政治制度的核心国家，才足以对抗现在威胁整个欧洲的可憎的民族主义冲动。去年夏天，当希腊遭遇严重危机之时，法国总统奥朗德开始重提建立新的欧元区议会的倡议。现在法国必须为此向主要合作伙伴提出具体建议，并且达成妥协。否则欧元区议程将被英国和波兰等选择民族孤立主义的国家操纵。

欧洲领导人——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首先须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可以无休止地讨论各种各样的改革，无论大小，这些改革应当被各欧元区国家实施：改变商店的营业时间，更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退休标准，等等。其中一些是有用的，其他可能作用甚微。然而不管怎样，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上述改革虽未能在欧洲实现，但它们的缺位并不足以解释从2011年到2013年欧元区GDP的大跳水。

毫无疑问，2011至2013年间试图过快削减赤字，导致现在欧洲经济复苏的势头受到阻碍——特别是法国通过加税来削减赤字太过猛烈。这种预算紧缩规则使得2015年欧元区GDP仍未恢复到2007年水平。

同在欧元区的德法两国虽然因理性而“结婚”，但用“同床异梦”来形容并不为过

欧洲央行干预措施和2012年的欧盟财政契约虽然出现得太迟，但仍然带来了重要变化，新的预算协议用7000亿欧元创建了欧洲稳定机制。这些进展使人们有可能向债务相互化（debt mutualization）迈进，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将得到联合担保。这样的政策终于停止了继续衰退，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复苏充其量是微小的，欧元区的信任危机依然存在。

现在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效仿二战后的先例，召开欧元区国家债务会议，这样做将为德国带去可观的好处。会议宗旨应该是整体减少欧元区公共债务，它应考虑各国在危机过程中累积的债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债务偿还分配机制。在早期阶段，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共同基金，囊括所有公共债务超过GDP60%的国家，并且暂停还款，直到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都回复到堪比2007年的健康水平。

所有历史经验指明了这一方向：当负债率超过某一临界值后，用几十年来偿还债务是没有意义的。更明智做法是的公开减少债务用以投资经济增长，甚至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这个过程需要新形式的民主治理，来确保此类灾难不再重演。具体而言，纳税人的利益和国家预算要求欧元区议会由各国议会成员组成，按照各国人口比例分配名额。（当然，这样一个议会将不同于当前的欧洲议会，后者包括了不属于欧元区的成员，而且比较软弱无力。）

我们也应该委托每个欧元区成员的国家议会投票决定欧元区共同的公司税，否则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变为财政倾销和诸如“卢森堡税务泄密（Lux Leaks）”般的丑闻。在卢森堡的丑闻中，泄密文件透露了公司利用低税率的卢森堡进行避税。

统一的公司税将使我们在基础设施和高等教育领域更易融资。举例来说，伊拉斯谟（Erasmus）教育计划，这个计划旨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去国外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但资金少得可怜。这个项目的年预算只有二十亿欧元，而每年留出来支付欧元区债务利息的金额却高达2000亿欧元。我们应该大力投资于创新和年轻人。欧洲完全有权利和能力来提供地球上最好的社会福利模式：我们不能再继续浪费我们的机会了！

在未来，各国选择何种水平的财政赤字也需要欧元区共同制定。在德国或许有很多人会害怕在这样一个新议会中成为少数派，他们或许更愿意坚持自主制定预算的逻辑。但它是整个欧元区全方位民主的障碍，最初便是德国僵硬的规则把整个欧洲置于深渊的边缘。是时候开辟一条新路了。

如果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大约占了整个欧元区人口和GDP总量的一半，相比较而言，德国只占25%）能够对崭新的、有效的欧元区议会提出具体的建议，那么妥协或许能够达成。如果德国继续顽固地拒绝新方案，当然这看起来不太可能，那么反对欧元继续作为统一货币的理由将更加充分。

当前，极右势力正在极力吹捧一套抛弃欧元的备选方案，极左派也日益倾向于接受这种政策。我们为什么不给真正的改革一个机会呢，它将有益于欧元区共同的利益。

（青年观察者林梦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