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轮岗机制既培养了公务员多种专业知识，又防止他们僵化死板，像美国联邦机构雇员那样尸位素餐。培养内部专业人员不但节省了昂贵的外包费用，而且有助于新知识的积累、消化和知识、内化和调节。信息国家向咨询公司采纳企业实践中的案例研究、压力测试和系统整合等知识，同时确保公务员吸收其中的技术诀窍，未来能够独立负责这些战略项目，成为掌握数据工具的管理者。对管理咨询公司来说，新加坡政府的项目难度最高，因为内容相同的服务从来不需要提供第二次。

良好治理的关键往往是统计和后勤，也就是数据分析和工作执行。工程师从政在许多国家并非新鲜事，但美国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科学史研究者爱德华·特纳对此的解释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强大的私营部门导致工程师远离政府。然而，政府要修复和新建基础设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金融家。新加坡吸引数学、工程和科技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华盛顿却把他们吓走。谷歌公司的哈尔·瓦里安曾说过，统计学家是21世纪最性感的职业。至少在新加坡，他是正确的。

中国和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都充满了乏味的完美主义者，他们用创造力弥补个人魅力的不足。新加坡的公共服务学院和中国的浦东干部学院都已成为治理思想的中心，致力于研究民主与数据相结合的复合型政府模式。公共管理学科在这些机构中演变为“政策科学”，通过全球案例分析来调整国家制度，改良政策效果。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要求干部每五年在中央党校接受为期一个月至一年的培训，而中央领导则每年要到不同的省份进行考察，了解农村基层遇到的挑战。相比之下，来自 400多个机构的200多万美国联邦公务员（包括50万邮政服务人员）没有动力——当然更没有硬性规定要求他们——向其他国家学习。

如果现代公共行政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在世，他将对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主义下降感到十分担忧。目光短浅的政客既不汲取历史上积累的知识，也不咨询有经验的专家，那么随着专业人员退休，制度记忆将逐渐消退。要扭转这种颓势，美国每个内阁部门都需要在普通职员当中树立公共服务的精神。 美国有许多优秀的官员，但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具备开拓精神的官僚机构，而现代公务员体系必需拥有足够资源进行远期规划，并在政治风向中秉持公正和独立。 因此，公务员队伍必需保证相当规模的常务工作人员，以及法定的预算，这样才能提升所有政府部门的效率。

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等政府内部重要咨询机构获得的授权模糊，应从法规上提升其决策权。国会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可以向它们提出意见，但不能否决它们的提案。这两大机构面临的矛盾是，培养出许多人才，但却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永久职位。因此，有才干的顾问在这里受过一番历练后，很快就会在选举临近时离开，以避免漫长的跛脚鸭时期，导致关键事务无人处理。这些机构不应委任外部人员管理，而应交给顶级内部专家，辅以流动的外部人员，带来新的思维。有了强大的编制内团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更好地在不同机构之间穿针引线，共同进行战略规划，改进国防部、中情局和国务院各自为政、病态失调的局面。

作为一个技术团队，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许多专家十分熟悉科技发展的最新进展，包括可替代能源、纳米材料和神经科学等领域。他们理应在重点研究中心（比如俄亥俄州的国家增材制造创新研究院）建设中享有更大的自由决定权。在良善的专家治理型国家，有线电视公司、电信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不会在宽带成为公用事业——那是2014年，最终裁决偏向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立场——之前，围绕着“网络中立性”进行无休无止的口水战。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在严格监管和激励商业进取之间谨慎地把握着尺度，该机构内部的专家型官员包括哈佛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等，他们咨询专家和民众，为不同政策选择建模，帮助政府进行决策。

去年的美国大选把一名政治素人选进了白宫，此时提倡加强行政权力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它的意义在于建立专家统治能力并将其制度化，超越总统、特别是限制其可以造成的损害。按记者詹姆斯·特劳布的话说，华盛顿需要更多“相信理性、专业和历史教训”的公务员。这三点是专主制国家的美德，而不是美国民主的优点。美国公众厌恶政治贵族——但千万别把住在玛莎葡萄园的富豪和政治投机者跟长期奉献的公务员混为一谈。目前华盛顿圈内精英主要是一群自吹自擂、经验欠缺的机会主义政客，而不是资质充分、富有远见的专家型官员。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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