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曾把反对党纳入政府内阁，但在第二个任期内放弃了这种自负的做法，把政府变成了忠实者的回音室。他或许是在无意之间走上集中化路线，但这正符合前任总统们展现出的共同规律。也就是说，美国行政领导人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太骨感：美国总统往往最后都会变成专横独裁者而不自知。

美国内阁部长的去留往往视总统好恶而定，而这段任职经历往往只有待他们卸任后进入华尔街，写作回忆录和巡回演讲时才会带来好处。如果政府公职全靠个人特权而不是职业素质，那么谁来为公众利益服务呢？

相比之下，英国和其前殖民地新加坡实行议会制度，政府内阁全部出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队伍，议会委员会挑选最具资质的人选进入内阁。相比经常产生总统“亲友团”的美国内阁制度，这种制度更加民主，也更重视贤能，因此很少出现政治素人学习从政的情况。

奥巴马在劳工、教育和交通等关键岗位上任命的内阁部长都不妥善具备繁杂政务的能力，如今这个现象必然在特朗普政府中再次出现。

此外，从本质上看，美国内阁各部门是彼此孤立的，总统无法凭一己之力在部门之间协调产生合力，对各种情境进行全盘分析和权衡，以应对本时代越来越复杂的挑战。

如果美国内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制，增强决策磋商，弱化内部区隔，行政部门将朝智慧化长足迈进。由于美国宪法对内阁只字未提，总统有权以任何方式组阁。他应该选择国会推举的资深议员，以及经验丰富的州长。通过辅助机构和轮替机制，国会议员可以作为内阁候补成员向总统提供意见，也可能接受委员会的正式任命。这种内阁不仅包括民选总统，也包括民选议员，政府民主程度因此倍增。此外，这种内置 “反对党团队”的领导集体更具跨党派公信力，在国会中比总统拥有更大的杠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集体领导制之下，政策成败与内阁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没人能作壁上观。

为了提高内阁效率，各部门应明确各自职权划分，减少交叉领域，杜绝资源浪费。例如：交通部和住城部可以合并为基础设施部；能源部、农业部和内政部和环保署应该合并为能源与环境部；另外商务部与贸易代表办公室、国防与国土安全部、教育部与劳工部等，都可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并。内阁规模不论大小，中央决策机构都应是由总统、副总统和5至7名关键部门（如国防、财政、司法和基建）领导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这样一来，约半数内阁成员将由选当选议员兼任，四分之一为经验丰富的公务员，四分之一由总统亲自任命。

为给政府观念引入颠覆性变革，有才能的企业家和公民领袖理应在内阁拥有一席之地。美国既然想快速建设国家宽带网络，何不吸纳IT巨头思科公司的总裁约翰·钱伯斯？谁比他更熟悉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大型企业运作？

目前，白宫的就业和竞争力委员会已经吸收了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和脸书的雪莉·桑德伯格等企业高管；国防部顾问委员会也采取了类似举措。然而，这种特设机制流动性太高，不具备真正的权威性，美国政府需要法定的跨部门机构来制定并实施重大政策。

专家领导型内阁有助于美国政府克服长期以来的内部分裂问题。从1945年至今，同一政党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时间只有26年。由于无法获得国会立法支持，以往四任总统签发了近千条总统令，其中一半以上是奥巴马的“功劳” 。在医疗保健、食品安全、劳工保护、空气污染、最低工资、航空旅客权利、网络中立性和无人机等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动用法律杠杆重写规则，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与国会徒劳无功的拉锯战上。

但近年来，国会一再在移民、战争和政府支出等领域挑战总统的行政权。如果当局再不澄清行政命令的必要性，这种权宜之计可能演化为宪法危机。

目前，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国会和最高法院。只有组建政见多样化的领导集体，才能弥补特朗普执政经验的匮乏，平衡其煽动性的奇谈怪论。这样一来，特朗普没法冲动行事，而必须争取高级官员的支持（几乎所有人的政府经验都比他丰富）。考虑到特朗普年事较高——堪比当年的里根——不具备独揽国内外事务的精力，集体领导制可以更好地处理繁重的政务。相比总统独掌大权、副总统角色定义模糊的美国模式，这样的模式难道不是更优越吗？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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