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选拔常委的标准是政绩和经验。每名常委都拥有在多个省级行政单位担任领导的经历，管理过的人口可能与美国一样多。他们的专业背景覆盖工业、农业、教育等多个领域。中国不是代议制民主国家，但领导人深谙治理之道，他们的执政水平也将获得评价：2013年全国人大3000名代表对国务院25个部委的领导进行打分，大多数部长满意度超过98%，但教育、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领导只有93%，并且有代表明确表示反对意见。这说明在越重要的事务上，人民的期望就越高。

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曾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他把中国模式归纳为选拔加选举。毫无疑问，政治局常委之间也存在竞争，但我们应将政治局常委会本身视作一个领导集体，每执政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权力交接 。不管谁被挑选为接班人，在成为领导集体的头号人物之前，都至少有五年时间充分参与国家治理工作。

尽管治理着全球人口最庞大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不抱怨压力太大、头绪太多或工作太辛苦。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已经从政令治国转向委员会治国。我们必须铭记，建立共产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中国的，是同一个党。1949至1979年中共实行计划经济，而在那以后，中国政府已积累了近四十年的市场经验。

在执政过程中，中国领导层多次自我纠偏，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完全颠覆了西方关于中共“僵化”的陈词滥调。外界认为，中国每一代领导人之所以能在任期内做成许多大事，是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这种说法忽略了集体领导结构的关键作用。

在七名常委的背后，有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和300余人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领导集体不但讨论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拥有对党和军队大多数关键职位的任免权。它包括了地方事务、经济、立法、反腐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所有高级领导人。这种结构意味着，每名常委在国家治理工作中的参与度都远远高于美国内阁部长，后者只负责某一领域的事务。

集体领导制度是外交政策的巨大财富，在任期前两年，习近平和李克强走访了50个国家，签署了数千亿美元贸易与投资协议，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中国领导人或许对稳定有着固执的追求，但他们绝不是会使中国坠入深渊的“坏皇帝”。

在中国和新加坡政坛，任何人缺少主政一方或者管理官僚机构的经验，都不可能进入最高领导层。李光耀曾说，长期担任部长或上市公司总裁的人，才能胜任总统职务，化不可能为可能。他理想中的领导人选是个富有领导才干和想象力的数学极客。政治家和银行家一样，应该避免夸夸其谈，他们不能仅仅是雄辩家，还必须是擅于应对各种情况的管理者。

许多人认为，要给国家政策带来重大改革，起码需要十年时间。而在所有美国总统中，只有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达到这个长度。他启动了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和工程进度管理局等大型计划，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创建了社会保障系统、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但使经济回到正轨，而且从制度上规范金融防止再度爆发危机。

相比之下，奥巴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带领美国从金融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止损，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八年，但其间奥巴马还是因为民主党国会中期选举失利而大大分心。这说明在美国，行动和选举、政策和政治之间往往是无法兼顾的。

奥巴马和部分曾经连任的美国总统都说过，在第二任期内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因为他们无需考虑选举的问题，可以专注于政策。然而，美国真的要用选举让总统先度过应接不暇的四年，才能踏踏实实干工作吗？ 为何不遵循许多专家的建议，规定总统只干一届，任期延长至六到八年呢？

让-克洛德·容克在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前，曾担任卢森堡首相近二十年。期间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都知道要做什么，但一旦着手去做，便再也看不到连任的希望。”

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干实事重要，还是连任重要呢？舆论时常批评欧盟领导层存在“民主赤字”，但事实上，欧盟恰恰需要给予技术专家更充分的施政空间，让他们建设和巩固欧洲，而不是向旨在瓦解欧洲的民粹主义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