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中有种深深的自满情绪，它将政治与治理、民主与政策落实、过程与结果混为一谈。如果只是表面上一再重复民众的愿望，而现实中却看不到效果，那么这不是“人民的意愿”。与印度等民主国家比较，中国波澜壮阔的崛起向世界昭示，一个不民主但卓有成效的体制，也比过于民主却一事无成的体制更优越。民主国家要获得民众的称颂，就必须向民众交付结果。选举是一种确保政府问责制的工具，而不是交付结果的方式。民主制度在组成政府过程中的投入合法性，永远不能取代政府交付结果过程中的产出合法性。

治理良好的专家统治型国家，对投入和产出同样重视。它们的合法性既来源于政府组建过程，也来源于落实政策、向公民交付结果的过程——包括：坚实的基础设施、公共安全、清洁的空气和水、便捷的交通、便利的商业活动、高质量的教育、优质的住房、可靠的儿童保育、言论自由、工作机会等。对专家型官员来说，在这些事务上拖延或不作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腐败。在专家治理型国家，政府总考虑着如何解决问题，而不会无休无止的推诿责任，也不会把停滞不前作为一种常态。

当我们停止布道式的宣扬民主，不再给人民带来非必要的痛苦，开始探寻政府正确的方向时，虚无就终于能转化为实质。从长远来看，国家治理的质量比政权种类更重要。良善的治理自然能使政府获得信任。新加坡人对本国公共机构高度信任，因为它们既卓有成效，又几乎与腐败绝缘。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新加坡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每天都要问，如何使国家变得更好。如果各方面制度均已健全，而人民又认为政府是公正的，那么民主与否只是一种选择罢了。”实际上自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一直自称是“行动派民主国家” ，最近又提出“解决问题式民主国家”这个称号。

新加坡和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在不照搬西方模式的情况下获得了成功。如今的，民主国家的公民呼吁政府向专主制国家靠拢，而不是反过来。事实上在民主化的南非和印度，中国式着眼长远、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都不乏坚定的支持者。毕竟，“共产主义”中国的普通人，几乎在方方面面都比“民主”印度的普通人领先许多。因此，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理所当然远高于印度人。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中国人不爱政府，但他们信任它。

前文所述的一切，并非意味着民主毫无可取之处，它不仅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专家统治获得成功的核心支柱。民主应被看作追求高远的良政目标过程中一套必须遵守的原则，而不是普世性的解决办法。所有现代社会都希望囊括所有良善治理的元素——领导问责制、国家稳定、政治包容性、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实、高质量监管政策、透明的法治、低腐败、无偏私的司法机构、公民自由、权利保护、创造经济机会以及其他变量——珍视它们的绝不仅有美国。真正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执行，具体体现于法律的制定、官僚机构的自主性以及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等指标。

政府成功与否，适应外部条件高速变化的能力很重要。良善的治理需要把握复杂的全球趋势，加速制定具有远见的战略，这些都不是单凭民主就能保证的。过去，人们指责专家型领导无法应对复杂性; 今天，无法适应新现实的反而是民主国家。其实，今天的专主制国家与数十年前被称为技术官僚型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们告别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以及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它们进行民事治理而非军事统治；它们提倡政治包容性，不结党营私；它们喜欢用数据说话，而不盲目遵循教条；它们具有透明的程序，不黑箱操作。是的，就连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也比你想象中更加偏向专家统治。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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