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你位于一个人口众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或终结独裁的亚洲国家，姑且称其为亚细亚国好了。你即将就任亚细亚国的新总统，你希望复制哪个国家：中国还是印度？新加坡还是菲律宾？越南还是印度尼西亚？在亚洲许多地方，人们看待印度、印尼和菲律宾（三国总人口数接近17亿）的民主制度时，目光里交织着怜悯与希望：怜悯是因为这些国家如此贫穷、如此管理不善，希望则是因为盼它们振作起来，像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治理水平更高的专家统治型国家看齐。马来西亚虽深陷腐败，却能建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其基础设施堪称世界先进水平，繁荣程度也与日俱增。越南虽是一党执政，却通过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减少了贫困，并且大量吸引外商投资，为其勤奋且具备较高技术水平的劳动人口解决就业问题。2014年的泰国政变推翻了无能的民主政府，成立军政府；在2016年的新宪法公投中，泰国人支持军方的政治角色常态化。这些国家的政权虽都不够理想，但治理水平还是比孟加拉国或印尼高出太多。

几十年来，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经历了太多届无能、可悲的政府。正因如此，它们近年来都选出了看似具有专家统治倾向的领导人。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商业繁荣，然而政治瘫痪的国家。他们受够了“在政治逆境中茁壮成长”等居高临下的陈词滥调，把手中的选票投给了不拐弯抹角，专注于基建、就业、教育和科技的新政府。

专家统治是亚洲的未来所在，这是我们关注它的关键原因。当社会意识到民主无法保证国家走向成功的时候，专家统治便成为了某种形式的救命稻草。民主制发展到最后往往走向自我厌恶，转而投票支持专主制。试想一下：印度、印尼和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曾经至少有一代人的时间是运作良好的，但现在世界关注的是身份证数字化、削减行政繁文缛节、建立经济特区等事项，而这些想法统统来自专家型领导 。现代化的东亚社会越来越自由，终将朝着更良善的治理形式演变，更好地平衡政治开放性与专家统治的目标导向性。

对亚洲大众来说，民主选举早该产生专家型官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都有过当省级领导人的经验，他们了解过地方人民的需求，也曾把理念付诸实践。他们的例子提醒我们，拥有实地治理经验的领导人，往往是比代议型政客更合适的选择，即使没有精英背景也可以努力成为专家型领导人。众所周知，莫迪当上印度总理虽然靠的是民主选举，但他本质上是个“开茶铺出身的专家型领导”。他对“百日计划”之类的过场话全无耐心，甚至在2015年让印度举国哀悼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辞世。

西方政治评论家认为，专主制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好官员终将被坏官员替代，因此民主制具有颠扑不破的优势。然而美式民主的党派积怨，是印度最需要戒除的。在过去五十年里，印度和中国政权的绩效差异千真万确地证明，促进增长的是市场资本主义而不是民主，促进社会福利的是政府能力。英士国际商学院院长伊利安·米霍夫通过研究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G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变量发现，与成功相关的是法治而不是民主。（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按六大类指标对各国进行排名：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以及腐败控制。）

印度的新型专家官员们认识到，与中国不同，印度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府之前经历了政治权力的下放，这意味着其整体权力远不及所有部分的总和。历届印度中央政府长年靠拨款换取各邦的忠诚度，致使分离现象愈发严重。印度刚获得独立时只有14个邦，如今已有29个。莫迪的作为不是要逆民主而行，而是要改变分权导致的长期积弱，只有这样才能开展一系列现代化之建设，包括花费1500亿美元修建铁路，推行全国性产品和服务税，以及把建公厕摆到建庙宇更重要的位置上。尽管莫迪的缺点显而易见，但对印度来说，他提出的专家统治口号“政府最小化、治理最大化”，已不啻为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