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英丽】

7月14至15日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可简要总结为：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了未来五年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任务，明确了金融工作的四项原则。

这四项原则包括回归本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优化结构：质量优先、促进便利、降低成本、风险可控；强化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市场导向：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笔者在此重点讨论一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的背景与意义。

金融资源错配

首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以及金融体系面临的扭曲和系统性风险。

理解金融的重要性，需要深刻理解资金或货币资本的本质。资金实质上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业通过资金的配置直接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

但我国金融资源存在严重的错配。我国资金融通对银行体系存在过度依赖，银行放款则有抵押品要求，国有制偏好和大企业偏好，这使信贷过度支持重资产行业扩张，并主要向大型国企倾斜。

中民投张胜副总裁近日在夏季达沃斯财新夜话环节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15年民企、国企、央企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0.59%、2.87%、1.89%；而三者的负债率分别为50.4%、74.5%、89.5%。

中民投副总裁张胜

负债率与收益率完全相反。此数据支持了笔者关于金融资源错配的观点。结果是制造业、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领域的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或库存积压，产业结构失衡，社会资源浪费，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持续积累。

习总书记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切中要害。

金融风险的积累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延误和改革方向错误所致。2006年曾经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当年银行业经过前期的重组、改制和上市，盈利已是2004年的10倍，稳健指标也已达到国际标准；另外，加入WTO时我国政府承诺2006年末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

此时银行业市场对民资和外资开放，退出国家信用担保，引入优胜劣汰机制正当其时。另外股市也已从上证指数998点的底部开始复苏，有利于引入注册制、并将监管重心放到防范欺诈的有效法律制度建设上来。

但是我们坐失改革良机。股市短暂疯涨后随即崩盘并陷入长期的瘫痪，商业银行在盈利压力和政府保增长要求下出现信贷的快速增长，支持了固定资产投资泡沫的生成。随着产能过剩和PPI连续54个月的下降，高负债企业现金流枯竭，借新还旧的庞氏融资进一步加速杠杆率的攀升。

摩根斯坦利报告（2017.2）指出，2016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已达GDP的197%。企业债务问题已成为威胁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

低迷的股市，高企的企业负债率，驱使金融机构在改革和创新的名义下寻求利润的新增长点。互联网金融高举双创大旗快速扩张，商业银行以业务创新之名行监管套利之实，股市在场外配资和并购举牌下风生水起，却又在去杠杆中千股跌停。

投资者熟悉的2015年股灾及人民币汇率811波动k线图

追逐暴利的投机热潮席卷股市、债市和楼市，暴利留给自己，风险由央妈和国家财政兜底。五年内，钱荒、股灾、房价狂飚和汇市恐慌此起彼落。

过往监管弊病

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系统性关联的加深，一定程度上源于一行三会的监管不力和体制性缺陷。

首先，监管部门都具有防风险、促发展和保增长的三大职能。但防风险与促发展、保增长存在内在矛盾。特别是金融同质化背景下货币信贷的放松或收紧往往加大市场共振的不稳定性质。

其次，金融机构业务已相互渗透，资产管理更涉及混业经营和复杂的金融关联交易，而金融监管部门只守望自己一亩三分地不要出事情，缺乏监管力度，缺乏监管协调，留下众多监管漏洞与真空；出事后更是行政介入，野蛮又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