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地位很高、影响很大

周作人回国之后也极力推崇新村运动。周作人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讲人道主义，其实讲的都是高高在上的慈善人道主义，是精英对底层的施舍，但新村运动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他认为个人主动的劳动应不受外部力量的压制和束缚，实现个人的自由和主动性，以及自发实现对乡土的爱，而这种自然的乡土之爱再上升到对集体和国家之爱。

周作人的主张在当时看确实是显得非常有思想境界，受到知识界的普遍赞同。当时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积极研究和思考这个运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青年都拜访过周作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的思想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必然会遭遇现实的挑战和检验，道路是非常曲折的。一个真正有坚定理想的人，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勇敢面对挑战，同时也要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具体做法，最后才能够让理想落实。

就像鲁迅，一方面要面对批评和攻击，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一直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去了解年轻人的思想，去了解底层人的真正需求。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鲁迅是一直在调整自己。

但是周作人相反。的确，他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年代，这个糟糕的状况不必我多讲。不过在当时众多不幸的人当中，相对而言，周作人本人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受到巨大影响，并没有特别的不幸。当然，关键原因是鲁迅挡在前面。

但是思想上的挫折就打败了周作人，让他和叶文洁一样，转向了批判、抛弃，甚至是诅咒自身的文明。

思想上的挫折打倒了周作人

当时主要有两个让周作人非常颓废的事情，一个就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思想和实践，要求把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周作人的主张是新村运动，是桃花源式的生活，他要求绝对的个人主义，所以觉得革命运动很不和平，损害了个人的自由。所以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平民的积极斗争，反而让他觉得非常不安、非常挫败。

所以，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他把自己比喻成是一个“孤独的行人”，说自己“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他认为大多数民众既然不听自己的，那自己就不需要再有拯救他们的义务。周作人的文章里面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大意就是“蔷薇色的梦破碎了，破灭了”。他非常喜欢“蔷薇色的梦”这个概念。

另一个影响周作人的事情，就是国民党政府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尤其是当时参与屠杀的不仅有蒋介石这样的军人，还有若干和周作人一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这些知识分子领袖对该问题持支持或旁观态度，这对周作人内心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三体》小说里面压垮叶文洁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被一位志同道合并且非常信任的编辑给出卖了，这个心态就有点像周作人在“四一二”时候的心态。

于是周作人这时候就开始写文章，开地图炮，说“把杀人当作目的，……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他还说“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绝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

到这里，周作人对本民族文明的态度已经和叶文洁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说有以上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人一定要做汉奸带路的。

我们看近代的这些民国大师们，哪个没有骂过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鲁迅我们就不说了，很多学者就算一直说中国历史是假的、中国文明废物，到了抗战的时候，他们照样要讲中华民族伟大，我们的民族解放一定能够胜利。难道我们应该说这些学者的思想不独立吗？

图片中间人物为胡适

又比如另外一些学者，像胡适博士，虽然对中华民族自己的能力半点信心都没有，但是对美国的文明非常的自信，就像三体文明之上还有歌者文明一样。所以，胡适博士是绝对不屑于做日本的带路党的。

周和叶批判自己理性深刻 看待外人却浪漫幼稚

他们在批判本文明的时候非常理性深刻、非常不宽容，但对待三体文明和日本文明，却寄托了最浪漫的想象和最大的善意。

前面我们讲过，周作人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什么麻烦都是鲁迅帮他搞定了，所以他只接触到日本文化美学化的一面。周作人后来说自己喜欢日本那种“崇尚简素”、“清疏有致”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天然”的“人情美”。他觉得这个可以激发自己对自己出生的江南水乡的怀念，再引发自己的思古幽情。所以在周作人看来，日本虽然是异域，却符合他对古典中国的浪漫想象。

就像前面说的，周作人很喜欢日本白桦派的文学，他和那些具有贵族气质的日本文学家交往，更加让他认定了日本文明的特殊性，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情绪。但是我们知道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是很大的，周作人自己的婚姻如此。

鲁迅和周作人他们的弟弟周建人曾经这样写道，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

现实的日本女性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但周作人估计也不想接受残酷的现实。

后来他太太经常发飙，但是他都直接认为是鲁迅的错，直接后来就导致兄弟失和。所以本来才华横溢、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最后落到了一个非常猥琐的结局。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的合照

说到这里，我觉得叶文洁和周作人有一个核心的相似之处，都是他们都相信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是文明中最好的一种人，自己有权去带领别人，自己也有权去放弃别人。虽然周作人的思想里，他最讨厌个人自由被干预，但是在他的心里却觉得自己有权去决定别人的自由，这还挺矛盾的。但是鲁迅是不同的，鲁迅不管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把自己放到普通人的位置上，所以鲁迅如此伟大。

汪淼是一个更“幸运”的知识分子

原著小说里面第一部另外有一个重要的角色，科学家汪淼。我觉得汪淼比很多人要幸运一些。首先他是个应用物理学家，而且他是个搞企业的，所以他思想比较实用，没有哲学，他也不会单纯因为理论和思想被颠覆，对世界绝望。

在故事里面，汪淼作为知识分子，他所缺失的一些东西，被史强这样一个常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给他补上了。

原著里面有一段两个人喝酒交心的谈话，可惜在电视剧里面保留了这个情节，但是对话被改掉了。史强先对汪淼说，干我们刑事侦查这行的，就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串联起来，串对了真相就出来了。他就说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他就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后台，要把世界的科学研究彻底搞垮，主要就是要让科学家们往歪处想，让科学家变得比一般人还蠢。

于是汪淼感叹说，你最后这句话真精辟啊。史强有点小得意，说你们这些科学精英都看不出来的事，被我这个专科毕业的大老粗看出来了，大家都不相信是吧？汪淼就说我信。

“世界上许多一流学者被伪科学骗得团团转，最后还为之摇旗呐喊。但伪科学最怕另一种人，他们很难被骗：魔术师。事实上，大量的伪科学骗局，都是被魔术师揭穿的。比起科学界来，你多年的警务和社会经验显然更有能力觉察这种大规模的犯罪。”

这是原著里汪淼的话，这段话很受争议。

这里我不知道刘慈欣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就让我无端联想到日本历史研究有个著名的学派叫京都学派，其中有一位巨佬，这位巨佬曾经有一个主张，他就说中国是“文治”文明，虽然很灿烂，但是会钻入牛角尖，会僵化，所以中国历史不时就被外来民族的“武德注入”来拯救一下。

当然他这个主张明显就是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正当化。所以日本学者战后在谈论京都学派的时候都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因为京都学派与日本的侵略曾经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位巨佬的观点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同意他前半部分的。不只是中国的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制度和治理方式，它都可能会僵化。但是后半部分是不能同意的。我们民族和我们文明自身会独立自主地解决，就像汪淼身边有史强，叶文洁身边也有大兴安岭老乡一样，我们不需要三体文明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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