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选票政治。建制派为了争取和维持最大选票，一旦用“5”稳住最大多数选民，一定不敢轻易把“5”改写成“4”，更遑论“3”。如果想慢慢修正定义，结果只会被选民绑住。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明摆着偏袒商界，建制派就算有心，也很难触碰真正的社会问题，只有继续论证“真本土、假本土、精明理性本土、激进不济事本土”之类。

何况本土派才是掌握本土定义的主人。你会再定义，人家就不会再定义？内地传媒说“新香港人”也是香港人，重点在于“也是香港人”，可是本土派强调他们“新”，于是“新香港人”被诠释成一个北京钦点的本土词语，已经到了血统论的地步。建制派要不要接受这个定义？正如我们中华青联顾问洪锦铉议员说，你这样下去不就变成国民党，热脸贴太阳花，最终只能“弃新迎旧”，两面不讨好。

就算成功定义又如何

当然，我相信特首其实已经十分努力，只是阻力太大，我以前听消息人士说，他的施政报告被公务员发回三次重写。

那么假设建制派上下一心，不管它“543”，先认了本土主义，先把经济搞好，给社会带来公平，压制既得利益，那么社会怨气消解，不就可以重新慢慢定义和教育了？看，本土也可以融入国家文化的；看，融入国家发展多么有利。然后期望两地生活结合，一两代人之后不再谈“机遇”，把真正的民族感情建立起来。

这个前景是美好的。只是，如果我们不管“543”，在这种条件下，会搞好经济吗？

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两地社会高层的交流已很频繁，只是香港基层社会感受不到多少好处。基层面对的就是自由行、买奶粉、普通话、简化字、孕妇生孩子。如果只把下层交流“墙”掉，对经济影响其实不是很巨大，尤其是，如果建制派和政府透过各种手法——包括本土民粹主义——打压既得利益，就能形成这样一个社会：上层继续通过两地合作赚钱；下层继续隔绝，陶醉于本土文化；分配制度比以前公平，上层财富较多地流到下层，同时地价受控制，支持了部分本土产业，给下层带来一定职业晋升阶梯，现在不是成立了“创科局”吗，不少反对派议员也是支持的。这个社会一定进一步增加政府支持度——在本土主义的旗帜下，到头来只是进一步诠释本土，说明它多成功。

固然，如果香港只靠上层经济，也就是金融和服务业，不会领先多久，早晚变成一线二线城市，没有抗衡的资本。但政府既然掌握民意，就不要以为还会像今天那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到时的发展力量和决心可能倍于今日。

产业并非不可能在内地与香港部分隔绝的条件下展开。香港没有专家？日本也有，对岸也有，人家价钱其实已经不比大陆贵多少。政府有了号召力的话，甚至可以让全民勒紧裤带，把土地成本下降的盈余用来压低工资，增加投资。这样虽然及不上北上广，亦非不可能维持繁荣。也就是说，金融照样与内地合作，产品照样外销内销，而且内销跟外销没有区别，不用跟你谈感情。

现在建制派老播罗文的《狮子山下》，以为这是“老香港精神”，殊不知这正是港英政府对民间不闻不问，民众只有自发努力的时代赞歌，政府是缺位的；放在内地与香港的语境下，“狮子山下”其实正好形容两地隔绝，孤岛围城，香港人靠自己，“同舟人，誓相随……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这个时候，还想逆转“543”吗？这是初始路径选择问题，选了之后的一切行为只会深入路径，日后改不回去；或者毋宁说，建制派还有必要逆转“543”吗？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控制力并非总是强有力的，本地政治力量一旦挟民意自重而又符合《基本法》，国家就陷于被动，你看“自由党”蹦跶得多欢乐，开除田北俊的政协，他也不介意，他又不依赖你，而自由党还只是得到部分土豪支持而已，远非设想之中这个整合全城的政治力量可比。就算到了2047年中央可以说了算，但是还有三十年时间，足够造成麻烦，成为独港当政者的资本；如果提前终止一国两制——不是为了拯救香港而是因为本土势力太成功——也是国家的重大失败。

这其实就是港独“国师”陈云的“城邦建国”主张，人家只是加上“建国”二字，再加上什么皇宫公主玩玩，于是被打成智障港独；他把可能变成不可能，不会成真自然不用负责，可是不要因此小看他，政府玩本土，谁玩得赢？别忘记“民心可用”。

部分人士不会看不到这种前景，真是非常诱惑，对我个人来说也是美好前途，可是买单的却是国家。

只有国家才配得民心

建制派爱说，国家和香港就是父母和孩子。那好吧，孩子离家出走，你又不能真让他饿死，只好托人给他吃的，还捎个话，那么你要说“饭是爸爸妈妈给你的，你回来吧”，还是说“是你努力换来的，你就学着自己过活吧”？

只有国家才配得民心。当然不是要爱国阵营整天爱国爱国地说，或者汉奸汉奸地骂，那样没意思，人家都沒有国家观念；但是必须坚持两地交流，反对本土主义，指出那是如何不利本土利益。这是宣传的部分。

实干的部分，就是用这个纲领去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无法改变政府，就与民众一道呐喊争取，去批判真正的问题所在。用实践检验真理，证明故步自封才是“大毒草”。

关键在于，政府、资本家、公民团体、媒体、学界须由爱国者组成，这几个界别有社会控制力，所以要摒弃那些反对共和国的人，由爱国者带领社会做出实绩，人家才会归功和信服于你；若是本土派担任，不又是一个诠释本土主义的政策？如果国家不亲自带给人民福祉，人民也就不需要国家了。

当然了，在选举政治时代，加上一国两制，国家怎样培养这些爱国人士走进岗位，是个难题，这些岗位香港政府一般会用做招安工具，换来一时的政治稳定，比如给你做个什么委员会成员，给你的团体拨款多少。不过公民团体（就是“公民社会”）零零碎碎，原来就是西方资本为了方便控制而设计的，国家要掌握其实不难。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说：

现在政府招安故敌，疏远爱国人士，却又在经济上偏袒他们。由于香港的特殊政治和经济环境，任何商机的偏袒最终只能化为土地资本，形成剥夺基层的局面，造成民众反对建制——政府依赖建制的恶性循环。

我以为应该在政治上重视爱国人士，摒除所有反对国家的人，但在经济上必须不分政见，广泛惠及各个社会阶层，从而形成民众与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并把成果归于任上的爱国势力。这才是一个城市长治久安、继而真正回归祖国的道路。

去年我们访问北京，中央官员就说，黄丝学生也是一视同仁的，欢迎来读书游历，国家不会对孩子计较。这样说，陈净心其实有违中央政策。

所以我才反对陈净心总是举报这个那个。黄安当初举报绿营商人，我是叫好的，人家是商人，是资本家，怎能让本土主义参与控制中国经济？可是后来的艺人只是工具，甚至只是孩子，不是资本家，不是团体领袖，在媒体工业之中也只是工人，打击他们有违“不分政见，广泛惠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原则。

不过我认为，比如何韵诗那种本土主义社运领袖，当然是另一回事，不是说艺人就都免疫。这亦说明两地交流问题须要密切注视，具体分析。毕竟整套论述都建基于历史和法统这些宏大叙事之上，然而网络舆论却是世俗的，基于零碎的个人经验。一旦网络舆论影响两地有序交流，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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